|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这里的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紧张但无尘烟的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在早期的国际亚述学的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的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的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结论，把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五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是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寒姆人兴起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和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而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和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的时代的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它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代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咸（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年）和阿淑尔（1903-1914年）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和图表的科学的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挖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1922－1934年），其中的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和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并在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伦时期的王室书信的2万片马瑞王室档案。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大批文物和文献。这样，失落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断被发现，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各国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两问流域文明之宏大和灿烂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增加了伊辛古城。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工作，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伊斯兰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中的古巴比伦城市舒沙腊的遗址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古苏美尔字体的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时期的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的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利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的6000多个遗址土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研究。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能读懂各种语言楔形文字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作为经济、文化、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一定会在国际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和考古发掘流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席位。 两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平坦的冲积土地，巴格达到波斯湾边的两河入海口的高度仅相差10米。缓慢流动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沉淀使河床升高，河水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变河道。由于干旱炎热的气候--巴格达7-8月平均气温34度（南部最高50度）， 12－1月平均为11度，绝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250毫米以下；南部则在200毫米以下。土壤干而坚硬，一年中有8个月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用两河的河水进行人工灌溉成为两河文明诞生的关键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命脉。奇怪的是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高降雨地区和其边缘多丘陵地带产生了农业生产的萌芽并没有在这些地区产生文明。而在农业生产却在自然环境恶劣但人工渠网密结的两河流域地区开出了大规模生产的花朵并结成了它的丰硕成果--世界上最早的古代文明。然而，几千年来，由于泛滥的河水把盐分带入土壤又没有人工排泄出的恶性循环造成盐碱地的不断增长。昔日繁荣的古代农业城镇绝大部分已沦为沙漠中的土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