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安徽高等学堂初名“求是学堂”，开办于1897年，1901年遵旨统一称大学堂，1904年改称高等学堂。该校开办数年，因屡起风潮，成效甚微。1905年秋，安徽高等学堂代理监督姚永概探知严复正寓居上海，便函请他主持安徽高等学堂校务。10月25日，不及严复回复，姚氏就携带皖抚诚勋的书信到上海催促严复动身赴皖。严复起初推辞，但他本人当时有在东南择地办学的想法，又见皖地官绅态度恳切，便答应勉力而为。此时，其友林纾来信劝阻；芜湖又有人不断从皖宁两地寄来匿名书信，百般恫吓，阻止严复赴皖。严复再度辞命，姚永概闻讯又赶到上海相请，严复心情十分矛盾。他素怀教育救国之志而又清高自负，对维新运动以来清政府所办教育非常不满：“吾国讲教育者将及十年，而起视所为，皆如盲者论锦，聩者说锺。”（注：严复：《与曹典球书四》，《严复集》，第569页。）现在皖人为他提供了一展抱负的机会， 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大“诱惑”。他设想：“使皖人果相信从，则为定规章、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此于社会亦非无补。”（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见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页。）经过反复权衡，严复最终接受了聘请。
    1906年4月5日，严复自上海赴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之职。 4月10日，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官绅倾向，恩（铭）中丞礼仪尤殷，诸生欢迎，若拜大将；而旧教员如姚永概、胡元吉诸君皆相推挹。”（注：严复：《辞退安徽高等学堂意见书》[J]， 《直隶教育杂志》丁末年第8期，1907年6月25日出版。有关安徽高等学堂的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出此文。）严复十分感动，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严复上任伊始，对学堂的办学方向和教学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06年上半年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其一，确立学制，五年为限。规定该校学生先学三年基础知识，然后再分政法、实业两大专业深造两年，学制总计五年。其二，调整教学内容。根据该校学生实际情况，规定学生在校五年以学习西学为主，而且“西学必用西文教授”。中学方面，如伦理、道德、经学、国史等始终用国语讲授，两年后仅留有月课，不设讲席，以学生自学为主。其三，甄别学生，分堂肄业。由于以前该校未按要求办理学生毕业，学生年齿过长，三四十岁者亦不鲜见。针对这一情况，严复将该校学生分成师范生和预备生两部分，由学生自由选择专业。
    1906年下半年，严复进一步整顿校务：以教员兼任庶斋两长，以避免起用非学堂出身、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与教员学生产生矛盾；聘选七八名英文教师与基础课教员，同时增添两名中学助教；在满足英文、数学等基础课教学的前提下，保证每星期都有国文、经学、舆地、历史等课程，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展开教学；设立一名监膳官，同时让学生从两斋中各民主挑选董事一人，参与后勤管理，加强监督。这段时间内，严复为整顿校务付出了很大精力，他在家信中一再提及“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二》，《严复集》，第735页。）
    1906年上半年由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后，预备班人数过多，良莠不齐，玉石并植。严复于1906年底师范班毕业后，对预备班学生进行了淘汰考试。他很重视这次考试，亲自复查过部分试卷。如学生王恺以《张巡论》作文一篇，抨击张巡杀妻饷军乃野蛮行径，“其辞甚健”，而汉文教习认为该文“悖谬”，只给了40分。严复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改窜数语使其成为一篇佳作；又自赏该生10元，优加勉励，他甚至遗憾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王恺。（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九》，《严复集》，第833页。）其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学部规定60 分为及格，严复将标准降低到40分，结果仍有38人不及格被淘汰。经过这次淘汰后，严复甚感满意。他说：“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后，至今渐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四》，《严复集》， 第736页。）当然，严复也感到这次考试遭致了不少怨怒。但他认为，学部章程严格，“非从其后而鞭之，则成效不可券。”又云：“食人之禄，不能不任怨也。”（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九》，《严复集》，第833页。）显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严复对个人恩怨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1907年上半年，经过严复的筹划，安徽高等学堂增添了校舍。4 月，招考新生，全校学生达到600人，分为10个班级， 经淘汰考试留下来的两个头班合并为甲班。此时，严复满怀信心，正准备按部就班地为甲班聘请西文教师，分治政法和实业两大专业，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次学潮即将爆发。
    1907年5月24日，甲班学生陈寄密、 谢师衡（芜湖人）作揭贴三道，“第一仿徐敬业檄讨伪监督严氏；第二詈周（献琛）斋长，备极丑诋；第三波及教员诸闽人”，于午膳前一时张挂斋壁。 午饭时， 为首的20名学生按计划掀翻餐桌。随后，谢师衡带领学生冲出食堂，前往驱逐斋务长周献琛，丙班学生夏先基还限定周氏于下午三点之前离校。接着，闹事学生又“厉言尽逐闽人”，闽籍教员怫然而行，汉学教务长姚永概出面挽留。
    这次学潮受到报界关注。学潮爆发后的第二天，《神州日报》就以“志高等风潮”为题作了报道。几天后，又以“续志高等风潮”为题分析了学潮的原因：主要是斋务长周献琛“以一己之爱憎”改窜考试成绩，操纵考试；严复所定学制过长，考试过于严格等。（注：《续志高等风潮》[N]，《神州日报》，1907年5月30日。）此外，《南方日报》对此也有不少报道。由于《神州日报》本来就注重在青年学生中发挥影响，加之该报创办人于右任和叶景莱与严复有隙（注：如前文所述，叶氏因挪用复旦公学公款， 逾期未还， 被严复开除出校， 与严复结怨；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时，于右任与严复大打笔墨官司，始而论战，继相攻讦。详见严复：《论抵制公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瘉壄堂主人答于君书后书》；于右任：《书瘉壄堂论抵制公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后》等文。），因此，该报的报道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学潮发生时，严复正卧病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急电学堂，嘱咐各教员和管理员照常上课办事，听候处置。5月27日， 首事学生纠集全校学生罢课。严复又致电学堂，建议将首事学生开除，并向皖抚恩铭请求辞职。6月2日，严复返抵安庆，先后拜访恩铭和提学使沈曾植，请求辞职未获批准。其时，学生已罢课五六日，虽然提学使开除五人，令其余学生三日内返校，但首事学生在校外阻挠其他学生回校；有的混在回校学生中，不时与严复为难。沈曾植表示，除已开除的五名外，其余学生不得过问，甚至认为周献琛该逐，陈寄密、谢师衡乃豪杰之士。严复极为难堪，决意辞职。6月4日，教务长姚永概出面挽留闽籍教员，受到匿名揭贴的辱骂。5日，学生陆均对严复辞职表示惋惜， 也受到恫吓。同日，仍然有人给严复投递匿名“公愤书”，严复于当天致函沈曾植，坚辞监督之职。次日，束装就道，安徽教育会长蒯光典阻行挽留，但无力缓改当时的紧张气氛，只得放行。7日， 严复与受到攻击的闽籍教学管理人员同时离皖。
    这次学潮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一，严复的管理十分严格。1906年底考试淘汰38人，为数过多，一时怨谤丛生，都说严复“手辣”。当时，不少日本速成班毕业生回国后很容易在政界和军界谋得好差使，受其影响，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也想早日毕业。而严复对速成班的态度是：宁死不为，坚决反对。而且他规定的学制确定比清政府“癸卯学制”的相关规定要长两年。这种严谨的态度与部分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尖锐矛盾。
    其二，部分皖省官绅卷入学潮，使学潮染上了狭隘的地域色彩。严复不仅考学生，而且考教员。他通过谈话方式就各教员所担任的教课及教学方法提出许多问题，对教员的回答如不满意，便不下聘书。结果，几名从日本回来的东洋教习被严复当面训斥解聘。（注：高语罕：《百花亭畔》[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75-76页。 ）另一方面，皖省部分官绅以学堂为利薮，各思分肥，认为皖省学堂应由皖人得其利益。如提学使沈曾植刚从日本带回得意速成班学生数名，亟待安插。总而言之，安徽确实有部分官绅希望严复及闽籍教学管理人员一走为快。严复因受到皖抚恩铭的特殊礼遇等原因，对皖省的司道、甚至藩臬学使都不大理会。部分皖南绅士利用严复的这种弱点，鼓动要毕业的学生以反对斋务长周献琛为借口，提出“驱逐严蛮子”，“打倒周舅子”的口号，首先掀起学潮。学潮发生后，严复感到皖省官绅除恩铭和姚永概以外，“余非反对即系随风”，尤其是提学使沈曾植的暧昧态度，对学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严复个人的弱点为反对者提供了口实。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严复喜欢任用亲信或闽籍人士。他接管学堂时，其“门下诸彦翩然偕临，或司讲授，或兼管理”（注：姚永朴：《安徽高等学堂同学序录》[C ]，见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在部分皖人看来，这与拉帮结派无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严复本人反对吸食鸦片甚力，1882年以来自己却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徒贻笑柄于人。早在受聘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之前，严复就受到《安徽俗话报》的攻击，一首名为《新焰口经》的打油诗云：
    侯官大夫，船政学生，自称宾塞门徒，又见子陵再世。改良物质，全凭罂粟三钱；淘汰天然，空逐槐花五次。呜呼！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如是等众生，渺渺烟魂，乘此良宵，来受甘露味。（注：高惠群等：《翻译家严复传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学潮前几个月，也有人攻击严复只抽鸦片不干实事。学潮期间，严复的这一不良嗜好再次受到攻击。
    其四，斋务长周献琛办事刻板，成为众矢之的。闽籍斋务长周献琛系行伍出身，生性耿介，办事少通融，平日开罪多人。他对学生非常严厉，上讲堂教英文时一句中国话都不许说，否则马上被罚。他在课堂上公开宣称：“我们教学生，只计程度，不计人数，不及格的都可一律开除。”（注：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C]，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年版，第436页。）以致学生人人自危。此外， 他对其他教员也是严肃异常。无论周氏操纵考试是否属实，由前述《神州日报》的报道可知，学生中已有这种传闻，显然对周氏极为不利。适逢严复卧病上海，作为严复的亲信，周氏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潮的打击对象，从而达到间接打击严复的目的。
    其五，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自1905年起，立宪、革命两党已开始论战，二者此消彼长，而严复一直在鼓吹君主立宪，很容易成为革命派的攻击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学界风潮迭起，安徽高等学堂的这次学潮在客观上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
    尽管如此，由上述分析可知，安徽高等学堂这次学潮的起因主要在于严复的管理方法及其个人的弱点，学潮本身并无政治目的和进步意义。相反，反对严格考试和要求提前发给文凭，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惰性，无足称道。诚如知情人所言，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史上的一大耻辱。（注：高语罕：《百花亭畔》[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