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老子云：“强行者有志”，“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严复评论说：“惟强行者有志，亦有志者能强行”，“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夫勤而行之者，不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故也。”（注：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第1089，1093页。）由此可见，严复把“强行”即勉力而为视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又把有见识有志向作为“强行”的前提条件，主张先知而后能行；认为中国需要许许多多的“强行者”，才能避免遭灭亡的命运。
    可以这样说，严复一生实际上都是自负地以“闻道”之“上士”自居。为了救亡事业，他以献身教育为职志，不断为中国近代教育摇旗呐喊。他吸收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赫胥黎（T.H.Huxley）等人的教育思想，第一次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中国传统教育“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太少”，现在理应重视智育和体育，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尤其应当以“物理科学”（自然科学）为当务之急。（注：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78-286页。）他还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方案：小学阶段，“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同时改革教学方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中学阶段“洋文功课居十之七”，由中国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中文功课居十之三”。高等学堂阶段，以洋教习直接用洋文讲授西学为主；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以学生自学为主。（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563-564页。）
    严复作为近代教育救国的先行者，在为中国教育鼓而呼的同时，还躬行实践，努力做一名“强行”者。在中体西用的总体格局下，洋务运动主要是师法西洋的坚船利炮。多年后，严复对赫德“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的比喻记忆犹新。（注：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352页。）通过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 他认识到坚船利炮在西方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其富强根本。所以，他对单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北洋水师学堂并未抱多大希望。但在接管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以及北京大学时，严复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主张组织教学管理的，其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从德智体几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教学内容方面，突出西学，尤其重视外语，同时兼顾中学。为这几所学校的发展以至中国近代教育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比照严复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强行”者。不过，起而执事与坐而论道是两码事，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由于严复个人的某些弱点，更因为严复个人无法克服的众多客观原因，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及北京大学这三所学校主持校政的时间都不长，来去匆匆，历尽坎坷。严复的这种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及近代教育救国之路的曲折与艰难。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主知难行易说，晚年感叹知难行也不易。几经挫折，严复晚年也有着与孙中山类似的体会。1912年初莅北大时，他就有所感悟：“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满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慨；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尤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三》，《严复集》，第604页。 ）人至桑榆晚景之际，往往会失去往日的锋芒与锐气，变得更为老成持重。这种老成持重往往包含了许多辛酸与无奈，一般中国人都感同身受，这种中国特色无疑是社会进步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