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教育生涯(3)
主持复旦公学校政 1905年初,法国天主教会排挤上海震旦学院的创始人马相伯,企图夺取该校的领导权。为了捍卫中国的教育主权,震旦学院的学生集体退学。几天后,马相伯召集离校学生商讨复学事宜,受到大家的拥戴。与此同时,马相伯取得了两江总督周馥的支持,周馥帮助拨款划地,以供筹建新校舍。此外,马相伯还聘请严复等28位社会名流为校董,协同管理学校。 此时,严复刚从伦敦返回上海。他接受了马相伯的邀请,随即与其一道筹建新校舍;共同制定了“教授管理法”,即后来的《复旦公学章程》。正当复旦公学的复学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法国徐家汇天主教堂宣布震旦学院于1905年7、8月开办。为此,严复与马相伯等人一道发表声明,将筹备中的学校更名为“复旦”,暂借吴淞提辕,定于7月下旬开学,与原来的震旦学院斩断一切联系。同年8月底,严复领衔发布广告,为复旦公学募集经费。(注:《复旦公学广告》[N], 《复旦公学募捐广告》[N],《时报》,1905年8月24日。) 筹备复学期间,大家曾推荐严复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但他感到“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没有应允。(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二》,《严复集》,第781页。)8月24日,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二人亲自主考。上午考汉文,已习西文者,下午加考一次。这次招生报名者逾500,只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严复承担了该校的英文翻译教学任务。(注:《复旦大学志》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1906年,马相伯东渡日本,不再担任复旦公学校长。同年11月29日,复旦公学学生致函严复,恳请他担任校长。(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五》,《严复集》,第830页。 )严复当时已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对能否兼顾两校尚无把握,也不知道两江总督的态度。尽管如此,严复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复旦公学学生的请求。12月初,严复由沪抵宁,拜访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对严复很客气,“以师宾之礼相推挹”。严复提出复旦公学必须得到端方的支持,“肯为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他方肯担任校长。(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五》,《严复集》,第832页。)端方对此满口应承,许诺每年拨款2000 元给复旦公学作常年经费。 1906年底,严复接任复旦公学校长,随即发现该校财务出现漏洞。复旦公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以前募捐所得、官方资助以及学生所交学费。由于学生欠交学费,学校庶务叶景莱借用公款3000元未能按时归还,到年底时,学校已亏空5000-6000元,以致有的教员两月未领到薪水。得知这一情况后,严复立即电请端方预支次年经费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又致电端方,拟定几条加强学校管理的措施:由校长负责监管学校财务,按学部要求修改复旦公学一切章程;开除学校庶务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以维校政。这些措施都得到端方的支持。 1907年春,严复对复旦公学的人事作了调整。为了节约办学经费,严复没有要求端方委派斋庶两长,只设干事三人:监学、会计、文案各一,均以教员兼任,具体为严姓教员兼任监学,张汝辑兼会计,周良熙兼文案。另外,又聘请一名美国武官到学校教授体操。严复本人隔日到校巡视,加强监督。由于内地到复旦公学上学的人数日增,学生总数突破200,原来学校狭小,校舍已满,无法收入,成为一大难题。4月18日,严复由安庆乘船赴宁,拟就复旦公学的校舍问题与端方摊牌,如果端方不同意扩建校舍,就准备辞职。经过面谈,严复于4月22日返沪, 拟按端方意旨整顿复旦公学。然而,严复“忽患肺炎,几成危候”(注:严复:《与曹典球书八》,《严复集》,第572页。)。 另一方面,严复同时兼任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往来奔波于沪皖两地,不免顾此失彼。在此情况下,严复向端方提出辞职:“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之至意”(注:严复:《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583 页。)。为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受影响,他还推荐夏剑成、熊崇志、邝富灼三人为继任校长人选。1907年6月, 严复抱病处理完安徽高等学堂学潮,随即应端方的邀请到南京主持赣、苏、皖三省的留学考试,复旦公学由夏剑成继任校长。 严复离开复旦公学后不久,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有合适人选。校长夏剑成遂函托严复代为寻觅教习。严复除本人作过一番努力外,还转托远在北京的伍光建帮忙,并对夏剑成在复旦公学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注:严复:《与伍光建书二》, 《严复集》, 第585页。) 综上所述,在复旦公学的创办阶段,严复对该校颇多赞画,尤其是他与马相伯共同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规定了复旦公学的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内容细致周详。复旦公学正式开学后,严复本人承担了该校的教学任务。1906年底继任校长后,对复旦公学进行了颇具力度的改革,并一度打算重新修订《复旦公学章程》。这些事实表明,严复对自己在复旦公学所承担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对复旦公学的复学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有的革命派报刊攻击他“骗用复旦学院的修金,实在是个大滑头”(注:楚元王:《谕立宪党》[J],载《天讨》(《民报》第12号增刊),明治40年(1907年)3月6日发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执掌北京大学 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11日,严复正式接管该校后,通过借款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调整了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5月3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改名为校长。15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6月初, 严复草拟了《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克服了财政部发出减薪命令后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随后,针对教育部要解散北京大学的动议,起草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阐述了北京大学不可解散的原由及具体的改良办法,使北大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鉴于张寄谦先生《严复与北京大学》一文对上述有关情况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自从5月复学以后,北大走上正轨,渐有生机。 但严复却与教育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担任北大校长系由总统袁世凯直接任命,以他的学问、名望以及北大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严复都没有重视同教育部搞好关系。教育部提出要解散北京大学时,严复一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注:未刊稿:《北京大学校志稿》,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教育部明显感到严复不服从管理。在此期间,严复本人在校外兼职,如被聘为海军编纂处总纂和总统府顾问,既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北大教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严复相应得到的优厚报酬更是引起了教育部官员的嫉妒。当时教育部官员日本留学生较多,留学英国的严复一向鄙视他们,讥之为“东学党”(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同教育部打了几个回合的交道后,严复感到教育部中的“东学党”时时反对自己,已很难留在北大。据说教育部秘书长董惇士颇专权,以严复吸食鸦片为由,示其辞职。(注:沈尹墨:《我与北大》[J],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4页。)1912年9月25日,严复已得知教育部有改任北大校长的计划。 从严复个人角度而言,他接管北大后,遇到不少麻烦。三四月间,他在家信中向亲属表示,如果办学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早晚当辞职。外间听说严复做了北大校长,相识或不相识的都来运动差事,借款合同签定后更是如此,极难应付。由于严复对教学管理职员都有较高的要求,自然得罪了不少人。 这段时间内,严复受到不少流言蜚语的困扰,他苦恼不已,认为有些谣言系教育部所为,意在排挤他。1912年5月16日, 他再次向亲属吐露,北大“事至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6页。 ) 严复晚年家大口阔,开支较大。作为一家之主,严复在外谋职肯定要考虑薪水问题。财政部发出减薪通令后,严复主动将自己的薪水减为每月六十元。根据严复自己的说法,这样的薪水连养马车都不够了。民国初立,社会动荡不安,严复常为寻找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而发愁:“福建既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可往秦皇岛忍耐孤单耳。”(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9页。)由此可见, 严复对北京也无久留之意。 由上述可知,严复在北大期间忍受了不少委屈。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并且事先知道了教育部改换北京大学校长的意图后,他绝不会坐等撤职,自取其辱。10月6日,其友许世芳深夜来访, 告之“前敌消息甚为不佳,官军连败三次,现已退至河南,恐其乘胜进京,一场血战……,滦州新军仍有谋天津消息”(注: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九》,《严复集》,第778页。),力主严复尽快离京。 严复便于次日主动辞职,结束了他的职业教育生涯。 严复当初接管北大时,本有学生反对;严复辞职后,北大多数学生欲加挽留,而教育部不容所请。学生内部因此发生分化,两派对立,校内空气异常紧张。教育部为此发出训令进行安抚,并解释说,改任校长是因为严复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同时指出反对严复复职的学生也是“持之有故”,排挤严复的倾向十分明显。 10月9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章氏因公留沪, 未能北上。18日,袁世凯任命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大多数学生反对此项任命。11月初,北大学生与马相伯发生冲突,“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动武者”。(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严复担心再遭非议,于11月4日拜见教育总长范源濂, 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自己无关。范氏感到非常抱歉,询问严复应如何料理北大,严复回答说,自己已不在其位,“但浮屠三宿桑下,不无恋恋之意,此事解铃系铃,仍应由部想办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为教育顾大局,整顿学风耳。故虽出力,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部当知之,但愿出力之余,不至依然招怨而已。”(注: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二十七》,《严复集》,第844、845页。)显而易见,虽然严复已不在其位,但对去留不计成见,仍然愿意为整顿北大出力,只是不愿因此反遭怨谤而已。其后,他又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北京大学,这说明他是非常关心北大的,或许,他还期待着复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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