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首先吸收、接受、并打出无政府主义旗号的是中国留日、留法的部分学生。他们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留日中国学生创办《天义报》、留法中国学生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标志。
    同时出现在东京的天义派和巴黎的新世纪派，在其宣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中，展示了他们各自相异的多彩侧面。比较这两个派别的不同特点，我们将会看到文化传播的内在历史逻辑。它既是民族文化兴趣对新文化接受的触角，又是外来文化携有的自身社会印痕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影响、在社会中构成不同文化解释、派别分歧的写照。本文试对天义派、新世纪派在宣介无政府主义思想时的不同表现及原因作一探讨。
    第一，天义派在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作了区别，在中国最早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作区别比较的，大概应属天义派。天义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认为：“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可分为两派，都是当今欲改造世界者。又分析说：社会主义仅重财产平等，承认权力集于中心，不废支配机关国家，由于支配权“仍操于上”人们仍会失去平等权、自由权，这是社会主义不如无政府主义圆满之处。（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有鉴于这种认识，他在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时，就标明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
    《新世纪》派在宣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时，往往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如李石曾在其《革命》一文中宣称：“社会主义，一言以毕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天义派在表达自己所主张的言辞上采用过无政府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主选“社会主义”一词来传达心声。“社会主义，以无政府冠其前，亦非根本之名辞，因能使无政府者惟教育之力也”，论者在反复推敲后，认为用“无政府教育的社会主义更为确实”。（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与天义派一样，新世纪派对自己的学理解释也不是众口一辞，只是总倾向一致而已，但总体看来，新世纪派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定、思路一直没有天义派清晰。这是勿庸置疑的。
    第二，天义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新世纪派则几乎没有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天义报》刊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译文：恩格斯1888年为该书英文版所作序的译文：该书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以及该书第二章的某些段落，刊载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婚姻的基础在于经济的段落。此外，它还介绍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仅如此，它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表示称颂和赞同，说它们的创立“其功不殊”；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得出了“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钮”的结论。（注：《社会主义经济论案语》，《天义报》第16-19期合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认识，达到了那个时候的最高水平。
    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出现这种相异之处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和法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和无政府主义在两国的活动状况的不同影响。当时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成员都身处日本和法国，两国不同的影响，连他们自己也感受得到。天义派成员张继，从日本到巴黎至伦敦后，给《衡报》致函说：“中国学生一入彼境，遂习染其风，与留日学生之性质决不相似，此则地气之移人也。”（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我们知道，在欧洲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主义便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872年第一国际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巴枯宁开除出去，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加强了分裂活动，还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与马克思、恩格斯争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同第一国际相对抗。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相继逝世，而无政府主义在欧洲有所复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会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西欧（包括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必然要影响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提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与巴枯宁曾与第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上述关联也不无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当时谈论社会主义学说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主张公平分配，主张把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资本收归公有。这些主张，与马克思的学说有共通之处。正是由于这种表面的共通，幸德秋水，畍利彦这两个主要的近代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在学习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后，又转向无政府主义。（注：《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 卷，【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天义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为改变这种状况人们还在立宪与共和制间徘徊，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天义派在寻找反政府、反权威的盟友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壮大自己的声势，又不会同其无政府主张有直接冲突。甚至还有一点“由社会主义进为无政府主义”，在学理上相接续的模糊想法。（注：《亚洲现世论》，《天义派》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这也是他们将其无政府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又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