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义派视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为敌人新世纪派则视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为同路为过渡。
    天义派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在清朝封建政府的统治下，比在“共和政治”下更容易，清政府统治是放任，不干涉和腐败，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易行的因素。而共和政府一旦建立，由腐败政府变为责任政府，干涉政治加强，那时“政府之势力足以制人民死命而有余”，无政府革命会更难行。因此“满洲政府颠覆后不必另立新政府。”（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新世纪派也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但与天义派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新旧主义之相代，其间必有过渡之一物”（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共和政治为不得已之过渡物”（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宣传革命党同无政府党在倾复清朝政府上的“志愿及作用同”，只是在有政府和无政府问题上“各怀主义”。因此两者“不过稍有异同耳”“非背驰者”。应团结合力推翻清政府。
    总之，在天义派看来，专制立宪与共和没有区别，都是“因自利而谋革命”，（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从政治角度看欧美日的共和政治，“则较中国为尤恶”，它使政府压制人民的势力加强，无政府革命就更难实现了。因此，“惟望中国革命以后，即行无政府”。（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在新世纪派看来，专制、立宪、共和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三者中以共和为较善良。（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而无政府时代虽无统治组织， 但不能没有关联的组织，用关系的组织代替统治的组织，不可能立时臻于完备，只好取共和政治“为一时之作用”。因此，在新世纪这里，资产阶级革命被暂时视为同道。
    天义派与新世纪派的这种区别首先在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影响不同，则认识不同，如前文所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是由接触社会主义后转入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共同是依靠普选的议会主义方法。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在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又看到议会主义在国家权力面前软弱无力，“终究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后，产生了思想变化。1907年2 月他在《日刊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思想变化》一文，说明了这一点。（注：《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 卷，【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思想轨迹无疑会影响在日本的中国政府主义者，天义派对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屡屡批判，及刘师培共和制下无政府会更难行的观点，都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至于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共和革命的优容与身处法国有关。法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较彻底的国家，曾出现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启蒙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深入人心。锗民谊在《无政府说》中写道，在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三字无不大书特书于公共建筑上。“表其为共和国，尤夸其为世界独一无二之美政体也”。当然新世纪派看到了并指斥了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但他们对这一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推崇并未减低，而是溶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念中。此外，正如游于法、英的张继所言，日、法风气大不相同，在欧洲留学界抱革命主义者众，“决无希望立宪者”。中国立宪在那里被当作笑谈之资。（注：《衡报》第4号1908年3月28日）并对比了日本人的“官本位”，“即议员中人‘放一屁’，亦以为神圣不可侵犯。至欧洲则不然”。（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这些情况都说明，日本与法国的不同社会条件，必然会发出不同的社会认识，身历欧风的新世纪派，虽不满于共和政治，但认为它较专制和立宪为善，也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些认识，而对一种新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取共通寻取联结点，是人类心理的共同趋向。如天义派与新世纪派对社会主义的区别与混同，他们的“平等”与“至公”，无不包含着中华民族“均平”“大同”的文化兴趣及道德治世的向往。另一方面，每一种外来思想文化都带有其自身社会的印痕。在同本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过程中，泛化为对与外来思想略有衔接的本民族的某种思想文化传统的强调，或不同角度的阐释和理解。因此研究国内每一种新思潮，或新文化现象，还应结合考察其各种文化传播源的社会状况，才能真正找出文化传播的规律。事实上，日本和法国给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提供了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这是导致两派政治观点有所区别的重要因素。这一历史启示，告诫我们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中，应该注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兴趣，积极地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通、相联之处。比较对照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化在时代功能上的差距，才能自觉的调理民心，完成文化转型和过渡。走上文化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