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义派以“平等”作为其政治理想内核，新世纪派则将“平等、自由、博爱、进化”等近代民主思想素材涵盖于其“至公”的畅想曲中。
    刘师培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中指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当以平等为归”。他确信人类有三大天赋，不言而喻的权力，这就是：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对于这三大权力，他又进一步分析说：“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因此，认为三权之中平等权应当是最重要的。 因这种观点，天义派宣传其主义的几个侧重点：废政府、倡共产、均贫富、除资本制、女子解放、均可觅到追求平等，强调平等精神。他认为政府“以上凌下”，倡共产是因为私产制“以富制贫”。除资本制，因其只利少数富民，“富者按其资产以竟利”，选举权操于富人，法律保护富人，物质文明只造福于富人。“可谓失平之尤者矣”。不平等到极点了。主张女子解放，谋求参政，就业权的平等，达到男女平等。“均力说”是天义派最具特色的主张，也是其平等思想发挥的极至。他们认为：人人做工还不平等，要人人做同样的工才平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认为：个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重在“恢复人的完全之自由”，而自己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重在“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由这种思想认识出发，刘师培自认其废政府，废国家无政府学理“主平等立论”，即以“平等”为其立论之基础，也是必然的。
    《新世纪》派是在“至公”的言谈中，走上了实践的悖论。新世纪派在自己的宣传中，公理、公德、公平、公道、公益、至公等言辞使用频繁，他们认为世上争斗不息的原因是“有彼我之别”。而无政府主张“至公”，“不计利害”。（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吾等所抱之主义为至公无私”（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他们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 把道德分为“私德公德”。认为私德：“重为人之道，不自暴自弃，俨然立于世界上，不失其自由，平等之权，与时进化而已；”。（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这是自古已有思想素材与近代民主思想的混合。新世纪派认为传统的公德观念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因有家国、天下之别，则道德会有所不公，会出现亲疏、利害之偏依，进而认为公德应包括，共同、博爱、平等，自由智识等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新世纪派以“公”为衡定万物之标准， 以与“私”相对，但他们的“公”论简单化，流于概念。只是由于无政府理论中共产制，互助说，与中国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的“公”念相通，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便推而广之，匆忙地牵强附会起来。如“家庭生私利之心，应毁掉，使人类中皆公民，无私民”，合于公道。法律出于少数人之手，使之“图自私自利”，“终不能合公理”；（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军队是牺牲平民的财命，保护强权者的私产私利，也是废除。又认为：无国界，才公道，不产生强权。而皇帝资本家掠夺垄断之心，就是由于私利所引起，因此要灭资本、灭专制；政府是少数人依特权成立的，不符合公道、真理、应去除。而资产阶级共和制，虽比专制、立宪进步，但其“建立新政府”，是追求利禄、名誉、铜像峨峨的自我主义。无政府革命则无私利，专尚公理。新世纪派不知客观分析，只于“公”字作高远清淡，在其种种主张上均贴一“公”字标牌。此为新世纪派一大特点。
    总体看来，天义派称“平等”以去“利”为主，新世纪派号“公”，以去”“私”为主，他们都没有看到产生“利”“私”的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将目光放在浅层面上，财产的分配，道德的教育。脱离实际。因此，一实践起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做官为宦投敌者均有之。
    第四，天义派的保守停滞与新世纪派尊今薄古。
    天义派代表人物刘师培出身于历史悠久的学者门弟，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19岁即中举人。他在宣传中使用简单的比附手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手法，思维方式之一），类比，附会中国东汉以后的社会状态为无政府，“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甚至大言曰：“中国政府不负责任， 为极端腐败之政府，不知中国人民正利用其政府之腐败，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大有以腐败为幸事之嫌。又说欧美的文明是“伪文明者，如警察陆军及实业未尝不稍为进步”。但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伪文明，而在于安乐和易，如果中国效法西方政府干涉政治，“文明日增，则自由日减”，人民的安乐和易会“远逊于前”，民间的无形自由会“今不若昔”。（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对于刘师培的这些言论， 有人说是复古倒退，如果联系他废君主，反封建伦理等级观念等思想倾向，这种评价就有些简单。如说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显现出了保守停滞的思想倾向则更中肯。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学术比附手法能说明刘师培复杂的的思想源流，还有社会历史条件及个人社会历验基础上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取舍，阶级眼界的局限，对自由的曲解，物质文明的理解，等等因素在起作用。
    《新世纪》派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革命”、批评国粹主义。在《新世纪》上他们发表了《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尊古薄今与尊今薄古》、《好古》、《国粹之处分》、《排孔征言》等文章。认为统治者利用好古，可使人民安分守己，而使自己之安富尊荣，好古又阻碍人们接受“新理新学”，古人没有的今人不敢有。或必附会于古人的话，才可流行。否则视为异端邪说。因此，好古是进化的敌人。“不可不破好古之成见”。（注：《祖宗革命》，《新世纪》第2期， 1907年6月29日。）
    新世纪派的上述主张决非偶然。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潮已逐步兴起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纲常伦理及阻碍革命迅速发展的封建文化。势必遭到涤荡，新世纪派主张通过“共和革命而进为无政府革命”， （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而提倡“尊今薄古”反对封建文化。 是为推进共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政府扫清道路。另外，革命派中有人欲以“复兴古学”来提高民族自尊心，这种思想减弱了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因此，新世纪派指出：“虽新理新学，有一二同于古说，然同于一部分，而非全体也”。指出这种附会必然会阉割菲薄新学说，阻碍人们对新学说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