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危机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
    晚清文化危机是以儒学危机为核心而展开的。
    清代的儒学实际上是道学，即理学，它创始于宋，盛于元明。但由于理学造成的空疏学风使士大夫们养成了虚靡的积习，因此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备受指责，从此一蹶不振。清朝理学没有出现杰出的学者、思想家，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注：章太炎：《訄书》，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第43页。）。清统治者虽将其奉为庙堂之学，给以崇高的地位，但只许人们尊奉而不许研究、创新，相反，轻视理学的汉学却受到政府的扶持，以至成为“学坛霸主”，由此使人怀疑清统治者尊奉理学的诚意。有清一代，思想界批判理学的言论屡见不鲜，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一词日益带有揶揄的色彩，几乎成了不通世故的代名词。
    19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变化：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前者表达了思想界企图通过对儒家古老学说的发掘，从而跳出理学的圈子，达于思想解放的愿望；后者则表明中国学者的价值观发生了从“究理”到“求用”的转变，这是人们厌弃理学的明显标志。西方文化尚未涌入，儒学已陷入危机之中。
    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又给儒学以重重一击。从太平军的宗教、思想、政策等方面考察，可以看出其强烈的否定儒家文化的倾向，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正是以“卫道”来号召的。此时，儒学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列强的入侵打击了儒学中的夷狄观念和天朝上国意识，吏治的腐败践踏了儒学的道义信条，儒学不能为应付危机提供现实的帮助，引来了汪士铎一类士大夫的公开痛骂。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儒学危机为内因，以西方文明的引入为外因，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的心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点是对中国文化能否救中国的怀疑。王韬指出：“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注：《弢园文录外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第290页。）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灭亡的恐惧， 成了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兴起的动因。为了重振中国文化，他们提出了种种构想，终于以冯桂芬的名言为标志--“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采西学议》，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第84页。），文化保守思潮开始发其端。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文化保守思潮在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过，但是晚清的这一思潮却有自己的特点：1.与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它不是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而是作为挽救文化危机的对策而产生的，它早于文化激进主义而出现；2.与西方的文化保守思潮不同，晚清的这一思潮不是一种反现代化思潮，相反，其思想家大多是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或领导者；3.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往往反对政治上的激进变革，但晚清文化保守者们多为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者，表现出了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的背离。
    三、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流变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清亡，文化保守思潮经过了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三个发展阶段。
    （一）变器卫道的体用派及其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它萌发于冯桂芬的名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经过几十年的洋务实践，到甲午战后，为社会广泛接受。所谓体用，与本末、道器一样，是中国哲学上的命题。中体西用论是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和精神价值的前提下，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和物质价值，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学为主、中西兼容的文化结构，可见其具有典型的文化保守色彩。中体西用理论的倡导者有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张之洞等人，这些人可称为体用派。
    认定中体西用理论属于文化保守范畴，或许会引起某些人的困惑，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解决了可不可以学习西方的大问题，所以近年来对中体西用论的研究多强调其在引进西学方面的作用，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那就是从冯桂芬到张之洞，他们为什么要倡导学习西方？
    1879年，薛福成对此作了解释：“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注：《筹洋刍议》，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本，第90页。）可见，变器是为了卫道，以西学为用，正是为了保中学之体。张之洞曾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注：《劝学篇·循序第七》。）其幕僚辜鸿铭概括其洋务事业的终极目的是“保名教”，“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注：《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因此，体用派在引进西学时是有所选择的，拿冯桂芬的话说，是“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注：《采西学议》，第78页。），即引进器物层面的若干成果，可见，中体西用论的文化保守色彩是鲜明的。
    其实，中体西用本来就是19世纪儒学发展新趋向的必然产物，魏源、曾国藩等著名的儒学人物对这一理论的提出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中体”与“西用”的内涵、外延也有变化，但中西双方的主从关系并未改变，可见其具有典型的文化保守色彩。
    体用派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薛福成指出：“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他谆谆告诫国人：“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注：《筹洋刍议》，第162～163页。）张之洞告诫国人了解西学应在通晓中学的前提下进行，他希望中国实现“朝运汽机，夕驰铁路”的局面，更希望中国人能继续保持“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注：《劝学篇·会通第十三》。）。
    体用派通过中体西用理论首次提出了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大原则，提出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第一种文化模式，其所揭示的引进外来文化要加以选择，要以我为主这一道理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当体用派失去时代光彩后，类似的文化观却一再表述，历久不衰。
    （二）重塑儒学的晚清孔教派“孔教”一词由来已久，其意本指孔子的教化。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提出了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从而赋予该词以宗教意义。他重新塑造儒学，把孔教与佛、耶稣、回等世界宗教并列，把保教与保国等量齐观，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孔教派。康有为此举的政治意义另当别论，在文化上则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
    康有为曾是中国政坛的急进人物，但文化观诚如梁启超所说：“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夫人而知之，虽然，彼又富于保守性质之人也，……其于中国思想界也，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盖先生之学，以历史为根柢，其外貌似急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也。”（注：《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88页。）确实，康有为虽主张引进西学，但认为应“以我之政治、教化、风俗为主”（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890页。），基本不出中体西用范围，可信其为文化保守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