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尊奉孔教就是保守中国文化，因为“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注：《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38页。）， 他主张：“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他还建议派人到外国传教，以期“用夷变夏”（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2页。 ）。 康有为一直进行着孔教的活动， 1897年，他在广西组织圣学会，模仿基督教的礼拜形式，制定了“庚子拜经”的规章，“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88页。）。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屡次向光绪帝提出“创教”、“保教”的要求，希望作为变法的一个内容推向全国。由于变法很快失败，其主张未曾得以实践。此后，他继续从事这类活动，一直持续到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在此，引人注目的是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他作《礼运注》、《中庸注》、《大学注》、《论语注》、《孟子微》等，依据时代特点，引进西方学说，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儒学”体系，使儒学发生了质变。譬如：在哲学思想上，康有为把进化论引进儒学，以公羊三世说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在政治思想上，引进了民主观念；在教育思想上，他强调培养合群、竞争、自立、励节的新国民。所以，梁启超指出：“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注：《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7页。）可见儒学发生了质变，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反映了文化保守思想家对近代文化建设的规划，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文化观，这正是体用派所缺少的。
    （三）陶铸国魂的晚清国粹派1905年，邓实、黄节等成立国学保存会，继而创办《国粹学报》，以此为标志，晚清历史上出现了国粹派。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人外，还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他们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陶铸国魂为号召，文化保守特点尤为明显。
    “国粹”一词引自日本语，国粹派以此泛指中国文化的精华，章太炎认为国粹的内容有三大类：“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注：《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可见， 国粹派已不同于以往的文化保守派别，不再视儒学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他们要对中国文化加以发掘，结合时代特点，重塑近代文化，因此，表述了精彩的文化观。
    首先，国粹派强调通过弘扬国粹来振奋民族精神。章太炎指出：“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第145～146页。）为此，他们研究国学，宣传国粹，振奋民族气节。
    其次，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兼采西方文化之长，中西互补，创造近代新文化。国粹派的学者们身处国外，对西学了解很深，因此，在未来文化的构建上更主张吸纳西学，实现中西互补。章太炎指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注：《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一）。）邓实在《东西洋二大文明》中指出：中国文化属精神文明，西方文化属物质文明，主张“以我之精神而用彼之物质，合炉同冶，以造成一特色之文明，成一特色之国家”。
    四、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影响及启示
    从19世纪60年代的体用派，到20世纪初的国粹派，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几经曲折，思想日益成熟，发展势头不减，清亡后汇入民国的思想大潮中，并启发了当代新儒学的产生，因此，对其加以评价实非易事。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揭示该思潮对当时现代化建设所表述的可供借鉴的思想，并对其影响作一简单归纳。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缓慢地走上了坎坷的现代化之路，如何才能早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是每一个思想派别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持急进立场者大有人在，他们不切实际地企盼现代化早日成功，而文化保守者们则持较为理智的冷静态度，对现代化的认识极为深刻。1.他们认为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主张渐进，注意从基础做起。2.他们认为现代化不等于欧化，反对因现代化而丧失民族特性，主张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调和中西，确立起适合近代特点的新文化，他们把对祖国优秀传统的认同视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3.他们更注重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力图纠正西方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为此而提倡“新民”、“陶铸国魂”、改造国民性等。文化保守思想家们的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人们认识国情，认清现代化的走向，颇富启示作用。
    应该指出，在晚清的特定国情下，文化激进主义比文化保守主义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文化保守思想家们的文化设想在操作上的难度有违于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艰深的国粹不适合年轻人的胃口，从而决定了该思潮的坎坷前程。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讲，首先，由于它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制衡，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走向起到了修正作用。其次，该思潮对于继承文化遗产，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现实社会中，首先，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对当时的文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传统经学的衰落、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新史学”的出现、古史辨派的形成、近代哲学的构建以及国学研究热潮的兴起，为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作出了大的贡献。其次，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还对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有着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最后，晚清文化保守者们不投机、不取巧、忠于信仰、坚忍不拔、孤傲狷介、知难而进等个人品格也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当然，作为一个历时很久、规模较大的社会思潮，难免会有消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但由于晚清时期仅是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发端阶段，其间，文化保守思潮的消极影响主要还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并未充分表现出来，故本文对此不拟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