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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关于“严厉革命”是否导致美国监禁率大幅度持续上升这一问题，以美国判决项目组织执行主任马克·莫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严厉革命”以来刑罚政策的变化是监禁率在这一时期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犯罪率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74）早在1991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统计学家帕特利克·兰根分析了1974-1986年列入统计指数的犯罪所导致的监狱犯人增加这一现象。他发现，人口变化、举报的犯罪比率、逮捕率（被捕者在被举报犯罪者中所占的比率）和监禁风险率（逮捕定罪后被判入狱的比率），都对监狱犯人人数的增加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监禁风险率，它要对监狱犯人人数增幅的51％负责，而人口变化只能对增幅的20％负责。兰根认为，监禁风险率的增加，是定罪人数增加和定罪后入狱人数增加的结果。（75） 1999年，美国犯罪学家艾尔弗雷德·布卢姆斯坦、艾伦·J. 贝克对可能导致1980-1996年美国监禁率猛增200％的四大因素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这些因素分别是犯罪率、逮捕率、入狱率（被判入狱者在被捕者中所占的比率）和被实际监禁的时间。（76）他们发现，就各州监狱（关押了美国90％以上的犯人）来说，监狱犯人人数上升的11.5％归因于犯罪率的增加，0.5％归因于逮捕率的增加，51.4％归因于入狱率的增加，36.6％归因于实际监禁时间的增加。因为后两个因素与刑罚轻重直接相关，所以，这两位学者得出结论：监狱人数上升幅度的88％是刑罚加重的结果。（77）至于这一时期导致联邦监狱犯人增加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与州监狱的情况相比基本上大同小异。（78）2005年，布卢姆斯坦和贝克又把研究时段扩展到了1980-2001年，得出了类似结论，但做出了重要的补充说明：1980-1992年，入狱率的提高对监狱人数的上升所产生的影响比较大；1992-2001年，对监狱人数的上升这一现象影响较大的则是实际服刑时间的增加。（79）显然，无论从兰根的研究，还是从布卢姆斯坦和贝克的研究来看，“严厉革命”都要对这一时期美国监禁率的大幅度上升负主要责任。 至于各州判决政策的变化对监禁率的上升有什么具体影响，一些美国学者进行了量化分析。托马斯·B. 马弗尔对9个州的推定量刑指南进行研究后发现：制定量刑指南时考虑到了自身资源能力的那些州，在量刑指南生效后，使得监狱人口的增长速度得以放慢了。而当初没有考虑到资源能力的那些州，则无法做到这一点。（80）肖恩·尼科尔森-克罗蒂研究了各州量刑指南对1975-1998年监狱人口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得出了与马弗尔相似的结论：有资源能力考虑的那些州所制定的量刑指南，对监禁率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没有资源能力考虑的那些州所制定的量刑指南，则使监禁率平均每10万人口增加了34人。（81）唐·施泰门在参与的两项合作研究中，分析了各州所有判决政策变化对监禁率带来的影响。（82）前一项研究否认这些判决政策对1990年代后期的监禁率增长有多大影响，认为只有推定量刑指南是个例外，受其影响的那些州的监禁率比较低。不过，该研究在得出这些结论时，有许多保留和矛盾之处。后一项研究则不仅在时间跨度（1975-2002）和涉及范围（50个州）上，均超过了前者和过去所有的统计研究，而且得出的结论也颇为不同。这项研究发现，尽管某些判决政策单独而言，与监禁率本身或者监禁率的增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们与其他判决政策结合使用，则会产生影响。这项研究还肯定了强制判决、诚实判决和针对暴力、毒品等罪行的判决政策对监禁率上升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对前一项研究的重大修正。 从学者们关于各州判决政策的研究来看，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因州而异，量刑指南的影响尤其如此。以明尼苏达、华盛顿、俄勒冈、北卡罗来纳为代表的一些州，在制定推定量刑指南时，要么考虑到了州监狱的容量和成本，要么主要把监狱用来关押暴力犯，因此，其量刑指南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犯罪，而且是为了控制监狱人口的过度增长。因此，这些州的量刑指南实施的结果是，监狱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其他州。不过，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这些州的量刑指南也同样变得愈来愈严厉。因此，明尼苏达州监狱的增幅在1990年代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处于另一极的是宾夕法尼亚州，该州议会明确指示，量刑委员会在制定推定量刑指南时，在判处入狱这一问题上必须比过去更为严厉。结果，从量刑指南1982年生效之时起，到1998年，该州的监禁率增加了244％，远远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71％）。（83）至于采用自愿量刑指南的州，恰如施泰门参与的第二项研究指出，其监禁率的增长高于其他州。为什么没有约束力的指南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美国学者凯文·赖茨发现，在制定了自愿量刑指南的特拉华和弗吉尼亚州，法官根据指南照章办事的比例很高。因此，在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自愿量刑指南依然对监禁率的增加产生了重大影响。（84）自愿并不等于不严厉。 如果说各州的量刑指南对监禁率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且在学术界存在争议，那么，联邦量刑指南对监禁率的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则一目了然，学术界的意见也比较统一。从联邦量刑指南生效的1987年到1997年的10年间，联邦监禁率增加了119％，比同期全国监禁率的平均增长率高出了25％。相比之下，联邦量刑指南生效前的10年里，联邦监禁率的增长幅度只有23％，远远低于当时全国监禁率的平均增长率（77％）。因此，赖茨得出结论说：“联邦量刑指南与国会强制惩罚一起，开启了一个有意安排的增加惩罚严厉性的时代，几乎一夜之间，就将联邦监禁的齿轮从慢速增长推到快速增长上去了。”（85）尽管美国大部分刑事司法至今仍然是各州的事务，但是，如果全面考察整个美国判决政策对监禁率产生的影响，联邦政府的政策是不能忽略的。 在美国学术界，真正全盘否认判决政策的变化对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美国监狱人口急剧增长有影响的，是张焰、克里斯托弗·D. 马克斯韦尔和迈克尔·S. 沃恩。他们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中，通过分层多元线性模型，对1973-1998年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所谓新古典主义的判决政策改革与州监狱人口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86）不过，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由于未能将毒品犯罪的数据纳入分析范围，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了削弱。（87）布卢姆斯坦和贝克发现，1980-1996年，美国六大主要刑事犯罪引起的监禁率上升，45％是毒品犯罪造成的。（88）显然，这使得张焰等人全盘否认判决政策对美国监狱人口增长产生了影响的结论难以成立。因此，总的说来，虽然方法各异，具体评价也不同，但大部分美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认为，“严厉革命”的判决政策对这一时期美国监狱人口的急剧增长具有影响，甚至是重要影响。 至于“严厉革命”的严刑峻法是否有效地控制了美国的刑事犯罪，从而使犯罪率自1992年开始迅速下跌，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少探讨。有些人认为影响不大，（89）另一些人则认为有一定影响。1997年，托马斯·B. 马弗尔、卡莱尔·E. 穆迪就曾指出，监狱在押犯人每增加10％，凶杀案就可以减少15％。（90）近年来，另外两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得出了颇为一致的结论。威廉·斯佩尔曼采用统计学多重回归方法，进行了所谓“自上而下”的研究。他发现，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幅度的四分之一是监禁率上升的结果，其他四分之三则要归因于枪械控制、使用和销售晶状可卡因人员的减少、就业率的上升等因素。（91）理查德·罗森菲尔德则采用模拟方法，进行了所谓“自下而上”的研究。他发现，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幅度的25％是监禁使犯人失去犯罪能力的结果。（92）这与斯佩尔曼的估计基本相同。他们的结论都说明，监禁对犯罪率的下降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大部分的犯罪率下降并不是由监禁率的上升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