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特征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卓荦可纪者有三，其中之一为变革的快节奏。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长在国门被强行洞开、处于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社会之中，国家遭屈辱、人民受奴役的可悲境遇，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情感。先进的知识层继承了古代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和承担“社会良心”责任的优良传统，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苦苦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种千帆并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很快会变成旧的社会思潮，而为更进者所取代。如维新思潮，流行的时间仅仅是从甲午到戊戌短短的数年；而革命思潮，也不过是在辛亥前后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当这两大思潮流行之时，社会主义思潮也静悄悄地步入中国，并在“五四”前后取代革命思潮，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社会变革步伐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注：瞿秋白：《俄乡纪程》，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29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等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时代的前列，不久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正如鲁迅所说：“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了。”（注：《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与近代欧洲相经更能看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已经跨入快车道。以民主思想进程为例，欧洲从15世纪到18世纪共计经历了四个阶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尊严和个性解放的宣传；加尔文的民主、共和主张，鲍埃西等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格老秀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思想、分权说的产生，英国立宪政体的产生；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民主思想的激荡，法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上述内容在欧洲的传播及实现经历了300年，而在近代中国只用了80年。
    社会变革的快节奏之所以产生，导源于先进知识层的性急心理。如康有为就曾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土，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并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卷3。）性急心理作为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先进知识层心态的失衡与扭曲。
    特征之二是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并进而形成救亡与启蒙这一矛盾复合体。
    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中，其变革分为原生型、次生型、殖民地型、感应型四种模式。原生型也即内生型，英、法为其代表；次生型即移民型，美国、加拿大为代表；殖民地型以拉美为代表；感应型以中国为代表。无论是原生型，还是次生型，乃至殖民地型，其共有的特点是西方式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乃该国的内在因素，而感应型则是例外。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后发展型的前现代化封建国家，在尚未接触过近代西方文明这一异质文明的情况下，突如其来、也是被迫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挑战，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调适、回应应运而生，并引起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整合，亦即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的微弱状态，使内在的变革要求只能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
    当然，以西方剑桥学派为代表而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外因决定论。西方冲击固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但是如果我国内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因子，其结果也注定不会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步入资本主义。外在的影响只是起了催化的作用，能不能化合取决于主体而非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冲击反应模式”失之片面。70年代以后，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往学者在运用“冲击反应模式”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就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评。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之一是救亡图存，此外则为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不能单纯从经济形态上去理解，还应融入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用“启蒙”来代表似更为贴切。启蒙分经济上的启蒙，即由封建经济形态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即狭义上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有文化上的启蒙，即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发起挑战。
    救亡与启蒙作为矛盾本身的一个对子，其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由于来自西方社会的外在威慑一直存在，且日益加剧，以至于救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深深的危机感，显然加大了国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而言，启蒙工作因处于次要地位而明显滞后，因此，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层只好又回过头来补课，进行文化上的启蒙。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的竞争，从来就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纵向地看是发展了，但横向看来，不发展的一面就暴露无疑。
    特征之三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变革中所起作用总体看来是负面效应较大，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反应能力，近代社会变革的文化背景极为不利。
    综合反应能力是指传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政体结构与经济能力与西方挑战的外部冲击作出有效回应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即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能否相对准确地对外来挑战的信息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认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动员原有的各种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来应付外来的威胁，能否成功及时地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变革以适应外来的挑战（注：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综合反应能力极差，这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传统文化步入近代以后的负面效应则是最基本的。
    古代华夏文明居于世界前列，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但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经济，几千年来持续的是内向型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生产工具、技术一仍其旧，人们的经济观念核心乃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壮大，只能自生自灭，成为千年不变的社会体系的补充。政治上，日趋完善、严密的中央集权只是发挥着稳定功能，这一顽石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窒息一切的稳定性，扼杀了政治制度中的革新功能。思想上，人们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所束缚，难以逾越。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增强并进而形成中国人以本位为中心的内聚意识，这种观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根深蒂固，流被四泽，几乎牢不可破。尤其是“夷夏之辨”的世界观，严重阻碍着我国汲取异质文明，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儒家文化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仅起着一种伦理功能的作用，而且具有宗教功能，儒家文化日趋宗教化。一层不变的经济，僵化的制度，保守的观念及封闭心态，使得我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而改塑自己。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为炎黄子孙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后难以对社会变革、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原因即在于，在社会进化的每一个时期，首先直接起作用的，乃是最切近的前一阶段的条件基础和运动惯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要克服沉沦的惯性，改变僵固的定势，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