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体制的产生与运行，是由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滞后固不足取，但超前推行也是行不通的，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教训之三是领导变革的权力中枢始终未能健全，以致未能击灭反变革势力而推行全方位的革新。
    要在社会上推行变革，就必须有担负这一任务的权力中枢的出现。鸦片战争后我国最早产生变革思想的先进人物来自知识界，而非执政的官僚集团，而且人数较少，难以形成一股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同盟军，将变革主张付诸实施。林则徐虽然是高级官员，但并不得志，他更多的是作为思想界的人物为我们所认识。
    当然，鸦片战争作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对我国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权力中枢，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战后的“小洋务”的出笼就颇说明问题。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是“官僚政治”，哈罗德·拉斯基在1930年撰写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将其界定为：“控制权完全操纵在官吏手里，致使他们的权力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迷恋衙门陈规，循规蹈矩而不知变通，决策拖拉，不愿动手试验。”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肯定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观点。（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版，第2页。）这种缺乏弹性的权力中枢是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变革的艰巨任务的。
    应该说，近代中国权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划分不少的派系，如由于政治主张不同，就产生了帝党、后党、洋务派、守旧派、清流派等，晚清重大社会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之所以得以推行，起因即在于此。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引发的浓重的危机感，使得权力集团发生内哄、崩裂，深受危机感焦灼情绪煎熬的革新派与坚持传统模式、文化信条的守旧派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与对峙。前者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重组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后者则希望以传统的儒家教义来维系人心，以阻击西方文明的渗透、列强的侵略，人们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变革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两极化这一现象。虽然，在两极派别政治主张不同的表面，笼罩着的是强烈的权力之争，居于两极之间、左右摇摆的关键人物--慈禧太后，竭尽权力制衡之能事。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长期存在，并且像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使权力中枢领导变革的任务难以完成。
    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改变，长远地看，人的素质提高是社会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尽管历史已经证明，顺应历史改革发展方向的乃时代的弄潮儿，反之则成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必将为历史所淘汰。但是，在某些特定时期，弄潮儿也并非时代的骄子，甚至会成为国殇的祭品、牺牲品，成为为后人缅怀、同情的人物。社会改革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而非局部的、枝节的，必须是“大变”，而非“小变”。由于守旧派的阻碍，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处于无序、无计划的状态，这样，失败的结果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