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于199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合肥市安徽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和安徽大学主办，安徽新闻、出版单位及有关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协办。
    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邀请了部分知名史学家与青年学者切磋交流。青年学者中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26岁，其中博士和硕士占90%，教授、副教授占70%，担任系、所、教研室领导职务的约占50%，会议代表大多由各地历史学会讨论推荐，少数由会议特邀，他们都是活跃在历史学各专业第一线的教学和科研人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会议分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几个小组，围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回顾、中国史学在21世纪应有的地位和贡献、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迎接21世纪，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修养、使命和责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在开幕式后组织了大会发言，并在闭幕当天就各组讨论情况作了汇报。
    在为期4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着会议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21世纪中国史学建设之大计”（安徽大学副校长汪汉卿语）。与此同时，代表们交流了各自所在单位的科研状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和论文，就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课题展开了争鸣。会议气氛热烈，内容丰富，与会者情绪饱满，态度认真，充分展示了当代青年史学工作者优良的职业素质和精神风貌。
    自从1991年在西安举办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5年。这次会议的召开清晰地记录了青年史学工作者前进的脚步。与会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反对将其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强调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用之于研究实践的重要性，反对生吞活剥，从概念到概念；强调对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解释应从文明发展的多元性角度出发，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强调拓展知识面，潜心研究，厚积薄发，反对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强调历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价值，反对为了迎合时尚而对历史任意剪裁，等等。可以预计，会议传递的这些信息，将会对本世纪及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走过的道路，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提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四次浪潮形成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即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时代，史学家将深厚的国学功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相结合，取得了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第二个时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时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使中国史研究从整体上达到一个新水平，并改变了历史研究与现实脱节的缺陷。第三个时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个时代既继承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的传统，也继承了第一代理性主义实证史学的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与世界史学研究隔绝，同时具体研究不够，缺乏精密性。第四个时代，由“文革”结束至今，相对而言是探索的时代，经过“文革”，史学工作者深刻反思历史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改革开放加强了与世界的接触，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使思想更加活跃，研究更加深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他认为，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开发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没有精神资源的开发是不完整的，中国文明必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刘毅（南开大学历史系）认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其运用范围，不应仅局限于中国上古史，而应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邢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历史进程同一性（求同）与特殊性（辨异）问题的探讨各具特色，但将两者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制约着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过程。历史学走向辉煌的实质内容应当是史学新体系的创立，但新体系创立决不只是引进新理论，套用新名词，而是以充分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基础的。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认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一样，面临一个知识转换问题。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构成了20世纪知识的框架，专业性强，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处于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建立何种知识样式，值得深思。历史作为知识是可以积累的，但每一代人都有新的解读方式。就历史研究的范式而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技术变革的发展较快，而基本价值的变化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则小一些，因为重视证据（史料）和严格的历史主义是史学家都认同的。
    对于80年代以来史学思潮的评价，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许多代表在论文和发言中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提出了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5个误区，即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理解或干脆摒弃，引进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只是形式主义地占有，对待传统史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想，引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忽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史学理论探讨与史学实践。他认为走出误区没有捷径，首先要真正回到马克思，学习马克思；其次是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有益的部分，并与中国史学传统结合。许多代表的发言对新时期史学理论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及缺陷作了与此意义相近的表述，但不少代表对“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我们的史学研究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实践中各个层面和角度的不同方法的运用也有不利影响。蒋大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发言中说，“回到马克思”是我在80年代中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僵化理解，例如，把阶级斗争看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这就限制了史学家的视野。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必须首先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开始，弄清其真正涵义。唯物史观并不会为具体的历史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它是我们考察历史的指导原则。对此，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回到马克思，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结合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发展马克思。蓝勇（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所）对80年代以来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原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研究中国史的思潮作了评价。他认为这股思潮有着使中国史学走出传统束缚而形成史学界思想解放的意义，为随后的“跨学科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它的昙花一现并不说明用其思维方式和手段研究中国历史就没有前景，只是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支持使它难以为继。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对待新方法应当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恰当使用，对史学研究很有帮助。但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新方法的作用，似乎只有它行，其他的都不行，这种偏颇之见不能成立。使用新方法，应当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见解，而不是仅用新名词来论证老课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着力引进二战以来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健康发展，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