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讨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不会不涉及到历史学的功能。会议期间，不少代表就此发表了意见。
    姚继荣（青海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认为，尽管古人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倾向于“资治”的现实政治方面，然而“经世”的眼光使这一认识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因此古代史学不仅是当时的显学，也是有用的实学。当代史学家仍须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但不必过分夸大史学功用，过满则招损，也不必过分追求学问“经世”，过誉则声毁。瞿林东从继承史学遗产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但同时有其社会功能，中国古代史学有“求真”的信史原则和“经世”的功能信念，如《通鉴》的考异，但《通鉴》是致用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是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楼劲（兰州大学历史系）认为，史学功能关系历史教育，目前一般讲四点：一是素质教育，即国民应当对国史的了解；二是历史研究，帮助人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三是总结历史，这属于个人对历史的判断，如何总结经验，梳理材料，这是史学的天职也是其本质的价值；四是史学本身构成的价值，如是否要为史学而史学等，反思过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各个层面上的发展，会有互相涵盖的可能性，各个层面上的问题，会因时代的关系而个别突出，所以，不能因某些价值的突出而忽略了其他价值的地位和作用。崔淑霞（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认为，民众关心与现实相关的历史，史学工作者应注意一些社会关心的问题，并予以回答，如加强民族意识，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感，最好还能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霍继洮（宁夏大学历史系）认为，史学有现实的功能，同时有地区的差异，比如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从古到今都存在，史学研究可以为调整民族关系提供历史的依据。张清（贵州大学历史系）认为，现在要对世界史研究正确定位，建议一部分人专心研究，提高研究质量；一部分人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部分人从事宣传普及工作，大多数人将从事国民素质提高的工作。
    史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史学认伍的建设，而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正是关键。在这次会议上青年史学工作者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面向21世纪，中国史学要塑辉煌，有待于年轻学者潜心研究学问。从现在队伍状况看，没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好多问题有知识性的缺陷，知识准备不够，所以还得提倡“厚积薄发”。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表示，面临新世纪，我们以什么姿态来发挥作用，客观原因不应多讲，主要在自身，要练“内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史学工作者要坐得住，心理要平衡，要有一种殉道精神，横下心来读书读懂。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几年中国古代史论文重复的多，有新意的少，今后要注意考古新材料的发现，认真领会材料的新意，加强理论修养，对客观历史的分析，唯物史观还是深一个层次；还要和现实有点结合，提出并解决一些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闵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80年代以来引进了西方的史学理论，新的概念、名词、方法被广泛使用，这种情况在一开始难免，但现在应该沉下心来，读点史料，做点扎实的工作。丛日云（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世界史的研究至今仍不是全方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对有关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需要，研究世界史甚至于研究中国史。他认为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正在成熟，应该有信心走独立的路。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青年学者应当放宽视野，把自己的研究起点建立在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标准上，以自己的成果提高中国历史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也纷纷表示要克服浮躁心态，甘于寂寞，安贫乐道，坚守史学岗位痴心不改，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会议期间，无论年长的专家或是年轻的学者，都十分强调历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树立良好的学风，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陈胜粦（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多次发言中强调了研究、了解学术史的重要性，这包括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和各个学科、专业的学术史。开展研究工作需要做学术史的准备，前人已研究过的不要去炒冷饭，前人的失误之处不要重复。曾业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则在发言中强调了学风严谨和建立学术规范等问题。沈志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指出，史学发展应当注意史料的发掘，特别是世界史，我们直接引用外文资料做研究很不够，现在英美等国的档案文件开放，俄国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不仅对研究外国史有用，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很有帮助。沈永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希望年轻的历史学家掌据新史料，运用新方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史料研究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使研究更为深入。庄建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史料是最基础的工作，中国史学会50年代编的10套近代史专题资料用了50年，希望后50年也编一套。黄振南（广西自治区社科院历史所）和任云兰（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分别介绍了中法战争和天津商会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