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中国史学学科建设，也就是走向21世纪历史学的前景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不少代表强调了中国史学应当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学派问题。李向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认为，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20世纪已经结束，以西方现代化文明史观为标准的20世纪将为多元发展的新时代所更替。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大抵上是西方式的理论曲解为呈现形式的，与此相应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诠释模式，无一不是成为西方学人思想学说的注脚。下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决不能再去印证西人某些思想学说或是某些有关近代化社会的理论模式。中国史学不仅仅要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的相对特殊性之中去寻找并阐明中国历史的人类学普遍性。李学功（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我们应当反对以欧洲历史模式为正宗来规范中国历史的“欧洲中心论”，从事实出发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中国一开始就与其他民族走着不同的历史路径，它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和独立的价值系统，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正是毗连于野的村社结构。王大良（河南社科院历史所）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史学越来越受到海外各国的重视，世界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面对来自海外的挑战，中国学者应正视了解，打好基础，加强沟通，实现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的目标。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世纪之交，世界史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史，视野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广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将在目前国别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并与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史学科将在我们自身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显示中国特色，创立中国学派。
    关于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研究范围和方法，与会者结合自己的专业，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新看法。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认为历史研究要兼顾宏观规律的探究和实证考察。他指出，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哲学缺乏实证研究，武断架构历史规律，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将实证研究同理论解释对立起来，原则上放弃历史学对人类历史本体和现实与未来所应负担的功能，两者最终难免陷入危机。中国未来史学的发展，恐怕要更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这里所说的理论，既包括史学的本体论，也同时包括史学认识和方法论。在具体的研究中，无论微观研究、中观研究或宏观研究，都要比以往更强调实证性。单强（苏州大学历史系）则强调了中观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经过老一辈史学家的努力，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取得了许多成果，也很深入，但中观研究、区域研究，应当加强。他介绍了江苏在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状况，认为中观研究不宜过于强调近、现代之分。他认为，21世纪的历史研究者应当是主动人格，把研究历史当作一种乐趣，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功利色彩很重。徐秀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千差万别，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别尤大，在探讨历时规律时，开展区域研究十分必要，它常常能使我们别开生面，得出更深入、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则从史学功能的角度提出目前应更注意微观研究。张文德（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认为史学探究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往的史学研究过分注重社会发展演进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研究。史学是人学，应当以人为本。
    历史学研究和何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关系到史学研究领域拓展的成败，因而是许多代表关注的。李金铮（河北大学历史系）认为，目前我们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缺乏，分工过细，阻碍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至少要做到研究什么问题，理解掌握这方面的相关理论，如教育学对于教育史，经济学对于经济史，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等等。焦润明（辽宁大学历史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目前历史学有些领域被其他学科抢占，如经济、思想、人物传记等，史学应当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更好地结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社会学的课题作为主题，给我们很大启发。陈春生和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介绍了他们近10年来与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以及海外（美、日、欧洲和港台）地区学者进行社会调查，与人类学者合作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情况。他们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同一问题的分析、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学家在研究乡村社会问题方面比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文献分析能力，二是乡村社会历史与王朝典章制度有关，而人类学家对仪式的调查方法、思维方式，对解释、分析材料很有帮助。宝音德力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目前我国的民族学主要用来划分民族，有很大的缺陷，民族学应与历史学结合。他同时指出，西方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形成的背景和条件，我们在使用时，应当坚持历史学的本位。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结合他自己研究寺庙文化和民间语言的课题，介绍了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是与传统观念和说法不符甚至对立的情况，有助于研究的深化。皮明勇（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认为，随着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课题的深入，研究者想要精深，必须广博，比如研究军事史，光有朝代更替历史知识不够，还必须了解军事史知识，甚至工程学，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一些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或所在单位的研究课题，引起了讨论。如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根据新旧《唐书》列传等资料关于人物地域分布的记载，研究唐宋时代文化重心的巨大变迁，由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介绍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转型而引起的关于“商人参政”的争论，由范玉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提交的关于“军事移民”的论文而引起的有关移民史、土客家文化的讨论，由宋三平（南昌大学历史系）关于家族史的话题而引起的有关宋元明清家族制度的讨论，由王立新（南开大学历史系）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问题而引发的有关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的讨论，等等，都从一侧面反映了青年学者在研究中的思索的角度和关注的重心。从有的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如陈剩勇（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关于礼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陈伟明（暨南大学历史系）对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方式的考察，景永时（宁夏自治区社科院历史所）关于西夏学研究状况的介绍，刘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关于中国古代战神演变及战神崇拜的研究，王振忠（复旦大学历2史地理所）、卞利（安徽大学历史系）和周晓光（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关于徽州地区商业与文化的研究，汪丰敢（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和王颖（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分别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探讨，李德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关于传统农业如何现代化的研究，武菁（安徽大学历史系）对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制约因素的分析，易建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关于古代东方非专制政治的研究，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系）关于托勒密时代埃及奴隶制度的分析，等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青年学者立足现实、不囿成说、踏实求证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