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如此周密的贩毒计划，日本对华毒品走私简直就是“突飞猛进”了。1918年，日本人将18吨吗啡输入中国（注：端云：《鸦片复活》，《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10月10日。）。1926年，吗啡和其他麻醉毒物私运中国约40吨之巨，价值3500万元，其绝大部分“功劳”还是要记在日本人头上（注：菊池酉治：《中国鸦片问题和日本人的责任》，《东方杂志》第25卷第4号，1928年2月25日。）。日本向中国大陆秘密输入的鸦片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到20年代后半期，每年输入额高达10亿元，其中由日本海军直接经手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六七千万元，以至于日本人认为“对华贸易的妙味在鸦片卖买”（注：铃木茂三郎：《日本政论家眼中的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而且日本人输华毒品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加。
    20年代后半期，中国境内毒品泛滥成灾，“我国竟成为万国私贩烟土的总贸易场”（注：《禁烟公报》第11期。）。不可否认，向中国走私毒品，各国毒品贩子都难辞其咎，但日本人确乎“独占鳌头”，这一点，连略有良知的日本人都承认不讳，“巨额的吗啡和其他的麻醉毒物大多数是曾经过日本人的手私运来的，这是确凿的事实”（注：菊池酉治：《中国鸦片问题和日本人的责任》，《东方杂志》第25卷第4号，1928年2月25日。）。
    日本掌控下的大连是制贩吗啡的中心之一。1913年，日人贩入大连的吗啡达6.25吨，从中取得840万元的高额利润。这种买卖受到日本银行的支持，是在日本政府的赞助和鼓励下进行的（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后来，日本毒枭干脆把原建于大阪的吗啡、海洛因制造厂迁移到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以便于直接向中国输送毒品。在中国境内制造违禁毒品再向内地走私贩运，深深地反映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日人制毒需大量原料，于是波斯红土大半为日人购买，在印度加尔各答，日人也是鸦片的最大买主（注：《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青岛是一个可与大连“齐名”的贩毒中心。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侵占青岛，又迫不急待地掠夺青岛海关。虽然对海关的控制于1915年结束，日军却一直赖到1922年才撤走。日军迟迟不愿撤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巨额的贩毒利润所吸引。日军殖民统治机构青岛军政署直接参与了鸦片的走私活动，仿照关东都督府的做法，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下，大批中日下流分子大肆贩毒。刘子山就是其中之一。日人将烟土从台湾、南洋、波斯一带购入，让刘向外发卖，规定贩卖的地方不限于青岛，凡是可去的地方都是贩卖范围；贩卖方法是既批发又零售，鸦片的运输由日军包办（注：崔士杰：《德日侵占青岛及我国接收青岛的经过》，《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日韩浪人也大肆活动，在日军的包庇下，胶济铁路上“每处车站都是走私鸦片、吗啡和盐的中心”（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831页。）。结果，日本侵略者大发横财，青岛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都超过300万日元（注：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南方走私毒品的中心是厦门。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在日本纵容下，日台浪人在厦门贩毒一发不可收拾。厦门居住着许多台湾籍民，他们受日本治外法权保护，在大陆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日本官吏依日法律审判。实际上，日方多纵容台湾籍民从事贩毒、开烟馆、赌场、妓院等非法营业，尽量不予制裁或从轻发落。台湾籍民在厦加入“台湾公会”后，可在商店门口悬挂会员徽章，中国警察见此便不敢取缔其非法营业，这种徽章因而俗称“护符”。在日领事唆使下，台湾籍民的贩毒行径肆无忌惮。据日领馆估计，在厦居住的约900户台湾籍民中，从事贩毒者约有470户，依赖贩毒生活的达2000人之众，占在厦台民的1/4（注：井上庚二郎（日驻厦门领事）：《厦门二於ケル台湾籍民问题》，《台湾近现代史研究》1980年第3号。）。利用殖民地人民毒害半殖民地的同胞，恶化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其手段可谓毒辣至极。
    这样，从北到南分布着三个走私毒品的据点，而在中国内地，则活跃着大批日韩浪人。当时，在中国关内大约有日本侨民10万人，这些人在其国内大多就是无恶不做的社会渣滓。到中国后，又得到日本治外法权的保护，更是十有八九从事贩毒等违法活动。日人在中国开设的药房，无不贩售吗啡。一有瘾者来买，店主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抽的，还是扎的？”如果是扎的，店主就在吗啡中掺些麻药卖给瘾者（注：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连日本妓女都成了吗啡的积极推销者，“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亦即为吗啡所到之处”（注：《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如此猖獗的贩毒行为，是与日本当局的纵容分不开的。在胶济铁路沿线，当中国警察对贩卖吗啡的日本商店突击搜查时，日本宪兵往往把被捕的日本人救走，并强行索取罚款。违犯法律的人向维护法律的人索取罚款，为美籍人士所目睹。在日人的恫吓之下，县知事不得不缴付罚款（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782页。）。大连、青岛的海关完全为日人把持，毒品输入简直就是到了无人之径。日人向中国走私吗啡大多是经过日本设在中国的客邮用邮包运入，而这些邮包向来一概不许中国海关查验，如此便为毒品输华大开了方便之门。日军还在装有毒品的箱子上贴上“军用品”的标签，就可不受中国海关的查验，一路畅行无阻、堂而皇之地运入中国（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