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猖獗的毒品走私
    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了适宜种植鸦片的内蒙东部及热河，强迫东北人民种植鸦片，实行专卖制度。1932年，伪满制定了《暂行鸦片收买法》、《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次年又颁布《鸦片专卖法》，东北大规模生产鸦片由此拉开序幕。1934-1937年，东北历年分别栽种罂粟1500、6900、8800、10300顷（注：《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9-850页。）。收获的鸦片除当地消费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运往关内贩卖。在日本的毒化下，东北各地烟馆林立。据30年代的调查，东北领照的烟馆有3840家，毒馆8400家。
    日本还有中国境内大办制毒工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沈阳、承德等地大肆设厂制毒。天津日租界也是大毒窟，英国人罗素爵士、美国作家麦文到中国游历后，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该租界“向为毒物渊薮，鸦片交易已成公开之秘密（注：1913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租界内制毒、吸毒场所的数量与日俱增。早在1921年，租界内就有鸦片烟馆70家，海洛因、吗啡店100家（注：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0页。）。到了30年代，日租界内的毒品店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据目击者称，租界内制毒厂在200家以上，售吸所更在千家以上（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2页。）。
    1933-1936年，为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利用《塘沽协定》后形成的特殊局面，从陆、海两个方向向中国走私货品，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白糖、人造丝、卷烟等高税货物，日人也乘混乱之机，运进来不少制造毒品的原料（火酒、火油）（注：斛泉：《华北走私之全貌》，《东方杂志》第33卷13号，1936年7月1日。）。在日本策动下，华北成为全世界私制海洛因范围最广的场所。驻郑州的日本领事，竟在其活动地带担当起分销毒品的事务（注：李仲公：《中国禁政问题》，《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重庆1940年印行，第406页。）。在日本的大举毒化下，山西变成了“白面世界”。此外，汉口日租界也是大规模制贩毒品的中心之一。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制贩毒品更在沦陷区各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展开，已难以用“走私”视之。英国罗素爵士指出：“日旗所到之处，毒品随之。”（注：曹骏：《禁烟与抗战之关系》，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第2页。）事实确实如此，日本国旗太阳旗甚至被中国普通老百姓目为烟馆毒窟的标志。关于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在沦陷区贩卖毒品的行为，已有许多学者揭露，这里只引述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9月1日发表的一项关于毒品的备忘录就足够了，“自1936年以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与制造烟毒，以供应吸食及其它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注：王德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使用麻醉毒品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看来，日本走私贩毒行径在侵略战争中已发展为可耻的“一枝独秀”了。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制贩烟毒毒害民众的事实已斑斑可考，不容抵赖，那么，它对其侵略势力鞭长莫及的国统区又采取什么政策？分隔敌我的“阴阳界”是否阻挡住了日本汹涌的毒潮呢？我在对这个学术界目前较少注意的问题进行探究后，发现日人毒化国统区也非常严重。
    抗战爆发后，日本迅疾封锁中国沿海。1937年8月25日，日驻上海海军司令长谷川清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宣布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9月5日，日海军部又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1939年5月26日，日海军部发言人又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一律实行封锁。”1940年7月，日军又在越南北部登陆，完成了对中国沿海的封锁（注：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2年版，第9-10页。）。
    日本一方面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经济交流，一方面加紧向国统区走私日货，独占中国市场。在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日军在沦陷区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上海、天津、汉口、徐州和广州，大肆向国统区倾销日华。货物种类繁多，计有纺织品、食品、日用品、文化用品、奢侈消费品、五金百货、工业用品、肥料、药品及毒品等，尤以纺织品、奢侈消费品和毒品数量巨大（注：拙文《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走私贸易》，《国民档案》1999年第1期。）。在毒品中，鸦片、海洛因、吗啡、白面、红丸等无所不包。在粤中、粤桂、闽海、豫皖、陕豫、西北等地区，都有大批毒品从日占区走私进来，尤其是在豫皖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毒品推销，更为流畅”（注：特种经济调查处：《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重庆1943年版，第74-77页。），形成一大特色。
    1940年，日本发觉中日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难以用自身资源支持到底，于是它更多地强调“利用现地资源”以实现“以战养战”。同时，它妄图利用更严密的封锁来困死中国抗日力量，因而几十年一贯的走私倾销的作法开始发生重大改变。1940年，华北日军通过《昭和16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规定：“努力套取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绢丝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注：特种经济调查处：《华北敌伪对我经济封锁概况》（1942年），油印本。）此后日方果真主要借重于毒品等套取国统区战略物资，严密统制沦陷区内的重要物资供其继续侵华。
    日人对推销毒品是不遗余力的，方法往往是将毒品廉价提供给奸商，让他们偷运到内地牟取暴利。奸商每向国统区销售一两鸦片，一般可得数十元利润（注：《闽南的走私问题》，战时新闻检查局编：《走私专辑》中，油印本。），有时甚至可得到原价6倍以上的惊人收入（注：《中原的经济漏洞》，《走私专辑》上。）。在日军这种“让利”销售的刺激下，奸商们对贩卖毒品趋之若鹜。高额利润将国民党驻军也吸引过来。在绥远，某团团长侯顺轩借驻守河防的便利，将驻地粮食大半私运渡河资敌，再换购回大烟销售牟利（注：缉私署档案，南京二史馆藏。）。
    在华日本公司商号也是日本对国统区走私贩毒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有一家名为“东兴公司”的日本公司，声称发明了一种叫“东光剂”的戒毒剂，但在制剂中需“加入一半份量吗啡”，通过它，就可以“捕捉到他们（指吸食者）的生死”，并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利润”。可见，这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品而已。它贩卖毒品是为了抢购“敌占区（指国统区）军用物资和第三国的援蒋物资，并将交换物资移交军队当局”，同时还“收集未占领区的情报，刺探敌情”。据透露，仅1939年2月一次，该公司就向中国境内贩运进该毒品1万公斤，攫取国统区铜、铁、钨、桐油等军用物资数千吨（注：钟山译：《抗战时期日本以毒品换取内地战略物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
    日本侵略军更是有计划地将毒品输送到国统区。日军在使用中国奸细时，往往把鸦片交给他们，让他们从沦陷区带到国统区出售牟利。这些人为获得鸦片，甘心忍受同胞对他们的诟骂，不惜充当叛徒、汉奸。因日人将鸦片、毒品装在饭盒内，故称鸦片为“饭盒”。有时日军用鸦片来征收粮食或收购物资，鸦片又变成了“高贵药”。临近沦陷区的国统区内，因日军汉奸的走私而充满了“饭盒”和“高贵药”（注：江口圭一：《抗日战争时期的鸦片侵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
    毒品走私给抗战事业造成巨大危害，不仅使大量财富白白浪费，而且大批官员参与其中，腐蚀了基层抗日政权。尤其是军队走私贩毒，更使军纪荡然，战斗力削弱，中条山战役便是其中一例。战役发生前，第38集团军进驻陕县，与敌隔黄河相峙。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专心贩毒牟利，自进驻防区起，就与奸商杨庆亭相勾结，大干贩毒勾当。在他带动下，该军上下无不以贩毒为业。1941年5月7日，日军已在中条山一带发动，次日，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询问前线情况，正在赌博的李家钰竟答以“无事”。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时认为，走私是最大原因（注：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二史馆藏。）。
    四、结语
    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驳斥了日首相近卫文麿“更生中国”、“调整国交”的说辞后，谈到了普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老实说，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人，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注：《蒋委员长痛斥近卫声明训词全文》，《时事类编特刊》第30期，1939年1月16日。）这真是中国人民眼中日本人的真实“画像”。其毒化中国人民就是为了弱化中国以供其永远欺凌，用心险恶。只有在中国人民彻底击败侵略者后，才摆脱长达几近半个世纪的被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