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中的表象是相通的，即都把物质现实的功利作为根本，同时又强调平等互助，这也是中国小生产劳动者本身的矛盾性格的典型反映，这种平等意义的价值观在封建专制行将就木之时，一旦被近代民间伦理层面所发挥，必然会产生所谓“僭越”、“目无王法”等民间人们的活动表象之一，而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的：“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纲领及“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伦常博爱原则，与墨家思想中的兼爱、平等观的惊人相似之处，正说明了墨家思想对近代民间伦理层面的巨大影响。
    当然，以上论述是从民间世风伦理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一些方面展开的，其落后的一面也有，比如过度的崇奢风、民间的帮会斗殴等等，有些东西不能说它与墨学复兴带来的伦理价值观没有联系，毕竟这些东西也是中国小生产者身上几千年的积习。
    三、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小资产阶级革命与墨家伦理价值观结合，使“墨学复兴”走向实践，促进了墨学在近代的发展。
    在近代民间世风伦理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力宣传墨学，以西学比附墨学，其代表人物有邹伯奇、黄遵宪，张自牧等人，他们以较为幼稚的文化心态应付西学的挑战，把墨学当成可以应付一切的神话，沉浸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象之中，当然这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体现，对解决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是无济于事的。
    正当理论界与知识界努力探索救国真理的时候，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与墨家伦理价值观紧密结合的僭越之风、平等观念等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却在平民小生产者中间扎了根，我们知道，从明中叶以来，靠出卖劳动力和经商谋生的破产农民，逐渐构成了中国平民阶层，他们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产生的雏形，虽然他们与封建势力有联系，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常与封建势力做斗争，而他们凭藉的思想武器便是长期潜在于他们中间的墨家伦理价值观，因为墨家的阶级出身与主张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与愿望，所以墨家伦理价值规范可以而且是必须通过这个阶层去体现，而不是别的什么阶层与人。
    当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革命派便吸收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加入进来，充分发挥他们身上固有的墨家精神及其人格力量，这样，墨家伦理价值观便得以在他们之中去实践，从而使知识界的空谈墨学走向一种革命的实践，使“墨学复兴”从空洞的理论走向实践理性，使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改良派或革命派，都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信念与人生楷模，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墨学复兴”的内涵，即这种复兴不应是理论上的，而是需要它的人们重新在儒学之外拾起墨家学说中的革命的、激进的某些理论及其墨家优秀道德规范及人生价值观。从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是始作俑者，只不过它的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它使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有了新的生长点及实践的土壤，从而使近代的人们包括知识界、理论界重新思考墨学在近代的价值与意义，并把它引入一种理性化的境地。从此，墨学在近代有了它的阶级基础和选择它的人群--民间世风伦理层面。
    当然，由于近代墨学复兴除了民间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种实际救世的社会政治运动，进而成为一种新文化的生长点，“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墨学复兴”遂告一段落，理论界、文化界对墨学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重估（如梁如超、梁漱溟、胡适等人的工作）后，不再认为非儒学派可以拯救中国文化了，有的甚至走向了全盘西化。但从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与近代墨学复兴的联系上，我们认为，虽然墨学精神凝聚着小生产者的理想，反映的是小生产者在承认等级的前提下要求均平的心理取向，表明小生产者显然不是近现代社会工商业化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力量。所以它只有居于属于它的社会伦理价值层面，这一点说明，尽管墨兴复兴告一段落，但在民间世风伦理层面仍然潜在着墨家伦理价值观，这是其阶级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是不容置疑的。
    了解墨学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梳理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其中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应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