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苦力及鸦片贸易继续在澳门贸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澳门的苦力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16世纪初，首批来华的一些葡萄牙人就曾将中国人绑架、贩卖到印度及欧洲，充当奴隶。19世纪50年代初，澳门与香港、汕头成为华南地区苦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1856年，澳葡当局为了管理当地日趋繁盛的苦力贸易，制定详尽的规章制度。同年，以“招工”为名，诱胁内地贫民出洋充当苦力的澳门“巴拉坑”（猪仔馆）有5间，1872年增至300间。在此期间，每年经由澳门出洋的华工苦力都有一二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贩运到古巴、秘鲁等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国家。1865年，经由澳门出洋的华工有24 343人，其中前往古巴的有15 767人，前往秘鲁的有7 681 人（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25页。）。由于香港、汕头的苦力贸易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于是“葡萄牙人抓住机会，把澳门发展成为苦力贸易的中心。”（注：参见〔澳〕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中译本，第51-52页。）据1891年拱北关税务司估计，1850-1875年的25年间，“澳门大约贩运50万华人出洋，获得巨大的暴利”（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笔者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6页。）。而直到19世纪末，澳门居住人口一直不足8万人。鸦片贸易方面，当时广东的鸦片进口共有5个口岸：香港、澳门、广州、汕头及海口。由于洋船运输鸦片需要在港、澳、穗三地缴纳关税，大量的鸦片便通过便通过华船走私进口。当时，澳门是华船的重要货运点，从香港走私进口的鸦片就有不少取道澳门，通过华船分流到粤西海岸及西江各埠。据当时香港商会等统计，1876年香港销往“外国口岸”（主要是澳门）的鸦片有1 839箱。其中， 估计在澳门本地消费400-500箱，其余则多走私到内地（注：转引自《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143、144、146页。）。 另据澳门理船厅（Harbour Master）报告， 1882 年经由澳门输入华南内地的鸦片总值为3597 029元，其中报关船运为1 633 952元，秘密走私约1 963 077 元（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27页。）。二者几乎各占其半，而以走私稍多，从中可以窥测澳门鸦片贸易的概况。近代澳门在苦力及鸦片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固然迅速提升其在近代的贸易地位，但也因此滋长畸形发展与再度衰落的隐患。
    在此期间，清朝广东官府为了分享港澳地区对内地的鸦片贸易利润，长期在港澳口外水域设立常关税卡，征收低于海关税率的厘金。这一举措也有助于提升澳门的贸易地位。1868年7月1日，两广总督瑞麟经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布鲁克·罗伯逊（Brooke Robertson）商议，宣布在新安县的汲水门、佛头洲、九龙寨（后增加长洲）以及香山县的凼仔、过路湾（后改为拱北湾和前山）等处，设立常关税卡，驻泊炮船，向来自港澳地区的华船所载鸦片征收厘金，从而造成持续18年之久的所谓“封锁香港（Blockade of Hong Kong）”事件。 这些常关税卡只对过关鸦片征收每箱16两银，较诸征收每担30两银的海关税率为低，容易为原先设法避税的走私华船所接受，致使粤海关税务司的收入顿减。1872年，直接面对澳门的拱北常关迁往更为靠近澳门出入航道的马溜洲岛，并于次年向所有过往货物征收税费。在此缴纳较低税费之后，可以在终点减征四成的洋货关税，其结果是“促使澳门成为粤西海岸贸易之汇集地”（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3页。）。
    1886年，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的斡旋下，“封锁香港”事件获得解决。作为这一结局的连带效应，根据1887年3 月达成的“中葡里斯本草约”，同年4月2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在毗邻澳门的对面山拱北湾设立拱北关，派驻税务司，开关征税。与同时开关征税的九龙关一样，拱北关只向来自港澳与外洋的华船征收洋药税厘，两关成为分别面向港澳地区的特殊的中国海关。
    同年12月1日，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及其附约在北京签署。 条约正式承认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并规定“未经大清国首肯”，葡萄牙“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这是葡萄牙人赁居与占领澳门以来，中葡两国首次签署的商定澳门地位、中葡关系与通商贸易等事项的条约。它使持续三百多年的葡萄牙人进入、赁居与最终占领中国领土澳门的历史进程，以两国条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葡萄牙人从此在“法理”上取得“永居管理澳门”的地位；清政府则继续将澳门作为中国国内的特殊港口，予以国内港口的优待。这在当时属于振兴澳门贸易的好消息。1889年11月12日，由澳门总督指定、并有澳门市政议员及华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在澳门《本省公报》（Boletin da Provincia）上发表调查澳门商业状况的报告，肯定拱北设关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对促进澳门贸易的作用，称：“1888年间澳门贸易得以改进的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一、中葡条约的结果确定澳门的政治地位，华商获得信心，因而能够吸引资金，增进贸易；二、中国海关税务司宽待澳门华商，免除贸易重税，给予特许经营，这就大大促进贸易的发展。澳门华商的证词和委员会成员对本地商业调查的实际经历都证明，仅此上述两点就可以解释1888年出现的商业进展。”（注：转引自《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8页。）
    拱北关设关后的贸易报告证实了上述结论。兹将该关记录的1887年至1891年间的主要贸易数据列表如下（注：根据1887-1891年的历年《拱北口华洋贸易论略》及《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整理，其中1887年仅为4-12月的统计数据，1888年则为全年统计数据。1888 年的出入口船只统计数字中，包括上年未计入的港澳华船1 299艘。 表内的贸易货值均为华船贸易的报关值，轮船（当时称为“洋船”）贸易额不在拱北关统计之列。）。
    项目 出入口 华澳间贸易港澳间华船
    年度船只货值（关平银两）贸易（关平银两）
    188780325000000
    1888 1841985089753474415
    1889 2376890874873699597
    1890 24200 103586593673659
    1891 1960099942213676557
    项目 鸦片入口本关税课
    年度 （箱） （银两）
    1887 850
    18881500 408942
    18891676 425464
    18902090 463709
    18911881 46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