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澳门贸易还遇到西江流域后起竞争对手的牵制。其中，江门开埠对澳门贸易的分流作用最为明显。江门位于西江左岸，原属广东新会县，距离澳门仅45英里。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等“下四府”的货物在运抵澳门之前，也可进泊江门。由于江门商务发达，银号资本较为丰厚，货物“入口时，即有该口银号估计货值，预行垫支银两，以济其用。若运至澳门，必俟将货卖出，始可得银”，因此江门逐渐成为“下四府货物总汇之区”（注：《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145页。）。1897年西江开放，轮船可以从香港直航江门。 1904年，江门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这一切都使得江门可以利用轮船运输，直接与香港进行进出口贸易。江门作为粤西南经济圈的重镇，倒戈转向势如后院起火， 严重缩减近代澳门贸易赖以复兴的发展空间。 《1902至191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写道：“列入本关统计的棉布与绒布进口，从1897年西江开放起便呈减少之势，1904年江门开埠更使其剧减。要评估这一剧减势头，可以注意如下数据：1892年，棉布与绒布进口分别为359 366匹与14 495匹，1911年不过有45 166匹与2 608匹。”面对江门在新兴的轮船贸易中崛起，港口淤浅的澳门只能以蒸汽拖轮牵拉华船航运的改良方式，“使得华船贸易得以和江门的轮船贸易抗衡”。然而，轮船优胜于木船的时代进步，使得江门分享澳门进出口贸易的趋势势不可挡。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门已与广州、香港、澳门四埠“同为珠江流域贸易转运枢纽”。1931年元旦，广东政府规定，“所有经由内地运销外洋之货物，均须报经粤海及江门二关出口，拱北关出口贸易遂告式微”（注：《1902至191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79、111、114页。）。澳门不再享有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崛起与江门的分流，构成近代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外因。导致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内因，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相继衰竭，导致畸形发展的近代澳门贸易出现的难以替代的缺失，不可能再对粤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世纪50年代中叶，澳门取代香港而成为华南苦力贸易的中心。在中外人士反对苦力贸易的舆论压力下，葡萄牙政府和澳门政府决定从1874年3月27日起，禁止在澳门贩运苦力出洋， 并且宣布“如果贩运苦力的副代理人（拐子手）仍继续操持此业，他们将被宣布为游民，这也意味着有把他们遣返回国的可能性”（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页。）。 禁止苦力贸易一度给澳门畸形的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以致1874年竟被称为澳门的“灾难年”。为了“招徕商旅”，重振澳门远洋贸易， 澳葡当局竟试图重操旧业， 在1899年着手设立轮船公司时，决定开通来往葡萄牙与墨西哥的两条远洋航线，其中墨西哥航线主要用于运送华工，到该国修建铁路。 1890 -1893年，有4艘德国轮船抵澳，共装运华工2 000多人出洋（注：光绪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汇编》， 第143、156、162页。）。 鸦片贸易同样是近代澳门“招徕商旅”的特种行业，并且构成主导近代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链的重要环节。然而，“根据1911年5月的中英协定， 先前视为合法的在华洋药贸易与洋药种植，都将从1917年12月31日起终止”。民国成立后，鸦片贸易逐渐为世人所不齿。据拱北关报告：“1912年，该项进口减少近半。次年再减一半，与此同时洋药丸价格则增加一倍。1914年，洋药进口只有51 箱。 1915年减至十担。嗣后再无洋药经由本关进口。”虽然澳门流向内地的鸦片走私活动没有停止，澳葡当局也依然允许在澳门吸食鸦片，并且将出售鸦片专卖权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98页。），可是民国初年以后，鸦片贸易毕竟失去先前维系澳门与粤西南地区的经济交往的重要作用。
    其次，澳门航道逐年淤浅，港口工程与商业设施落后，澳葡当局举措惰滞，致使澳门难以长期发挥吸引和凝聚粤西南经济圈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港功能。澳门位于珠江与西江的出海口附近，属于适宜帆船泊靠的浅海潮汐港，不利于发展吃水深、载重量大的轮船贸易。早在1891年底就预言澳门贸易地位行将衰落的拱北关税务司贺璧理指出：“珠江及西江河水带来大量淤泥，致使位于两江出口处的澳门港口迅速淤塞，或许是导致澳门商业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澳门官方多次吁请葡国政府准许动用现有基金疏浚港湾，但至今未奏成效。”而且，迄至19世纪末，号称“自由港”的澳门仍然没有创办银行和保税货仓等商业金融设施，而香港则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就创办有这类设施，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1871年香港货栈公司开办公共货仓业务，这一切都反衬出澳葡当局在经营澳门“自由港”方面无所作为。贺璧理因此疾呼：“澳门想要维持其重要港口的地位，葡萄牙当局首先要从漠不关心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允许澳门疏浚港口。然后，更重要的是兴建保税货仓……这样银行才会提供所需的预付款， 加快航运贸易。 ”（注：《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汇编》，第28页。）但这一呼吁未能唤醒澳葡当局的“昏睡”。18年之后，即到1908年，才有资料表明澳葡当局终于开始筹措疏浚港口，却仍然议而不决。直到1911年初夏，澳门政府才进行“改进周围水路的惟一行动”，与香港一家工程商行签订合约，疏浚进入澳门港口的一条航道。1920年1月， 澳门政府开始实施兴建人工外港的“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耗资1 200万元， 由里斯本政府提供担保；准备“兴建一道南面防波堤”，“一道东面防波堤”。这两道防波堤可供22英尺的船只靠泊。此外，还计划从东南挖浚一条“运河航道”，“连接澳门盆湾，通向深水区”，并修建大码头、堤岸和船只下水设施等。整个计划预期8年完成。然而， 拱北关税务司却发现这一计划存在治标不治本的致命缺陷，即“将大笔款项花费在河口港工程的计划上，却不考虑对河口自身的保护”。实际上，澳门面临的“不仅仅是锚地淤浅的问题”，更有当地“方圆数英里的全部河床，正以每年几英寸的速度升高”的困境。由于西江和珠江“河水从东、西两边流经本地，已成强弩之末，汇入大海时流速减缓，淤泥便沉积下来。众多的群岛、密集的渔桩、人工养蚝设施以及其他阻碍物，都造成淤塞”，因此澳门港口工程必须与河口保护一起进行综合治理。拱北关税务司认为，疏浚计划“没有谋求中国政府或者当地衙门的合作，或许是件遗憾的事情”（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100、101页。）。其后的结果表明，澳葡当局反复筹划的疏浚港口工程与市政建设计划，始终落后于西江开放后的粤西南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西江河沙淤塞澳门港口的速度，澳门贸易地位的下降自属难免。
    在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下降的各项内因当中，最不引人注意却又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澳葡当局呆板惰滞的治澳作风，压制着自由竞争的“贸易之魂”，使得进入近代的澳门贸易仍然局限在包税专卖制度的窠臼之中，以致始终未能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焕发出飞跃发展的竞争活力。包税专卖是近代澳葡当局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而实施的制度。1892年，经葡萄牙政府批准，澳门政府开始对当地华人饮用的“料半”廉价米酒实行包税专卖，此后陆续对各类生活用品及赢利行业推行包税专卖制度。20世纪初以后，澳门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专营权的包税款”，鸦片专营、赌博专营、彩票专营成为“三项主要的包税专营项目”（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103页。）。澳门包税专卖制开始实施之时， 拱北关税务司曾评论说：“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支出，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收入，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注：《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41页。）后来的历史却证明，压制自由竞争这一“贸易之魂”的专卖制度给澳门造成的其实是弊大于利。1892年5 月澳门开始对“料半”米酒实行包税专卖后，酒价平均增加16%，结果激起澳门华人商铺大罢市，声势之大，“为澳门开埠三百多年来所未有”。澳门政府被迫撤换原由香港商人担任的该项包税商，改由“一显要葡人”专营。此后，澳门对各类商品陆续实施的包税专卖制度，几乎都严重损害该项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例如：“1894年澳门实行煤油专卖，使得华船的进出口货运量剧减，严重损害澳门的繁荣，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复元。”同年因火药招商缴饷承办，“价贵于往昔不止十分之一，各工获利较少，相率去而之他，即发卖爆竹之巨店亦迁往内地”。（注：《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光绪二十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汇编》，第41、169页。）澳门政府坚持推行包税专卖制度， 是因为据此可以坐享包税商的赢利。以包税价格最高的鸦片专卖为例，1913年的专营权价格为每年1 056 666元，1918年跃升到6 667 000元，1921 年后降至3002 000元。仅仅相隔8年时间， 澳门政府的“洋药”包税收入就增加2倍以上。可是，各项包税专营的上缴税费当中，却只有1 %划归专管市政建设的澳门市政厅（注：《1912至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汇编》，第98页。）。包税专卖制度之“利”，归于包税商与澳葡当局；其弊则压制本地的商业竞争，不断削减澳门贸易的对外吸引力与竞争力。贸易既非完全自由，港口设施又不能与时俱进，自诩为“自由港”的澳门势必在近代贸易的竞争中，落伍于蒸蒸日上的香港。香港的崛起与澳门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与葡萄牙为代表的新、老殖民资本主义制度在远东霸权地位交相更替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