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廷理的著述、诗作在生前曾先后辑刊九集,后又有删订汇编本《知还书屋诗钞》。纪事类著作有《东瀛纪事》、《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节略》、《劳生节略》等。他的这些诗文著作,在广西的文献目录中却很少记载。 如《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 1983年12月内部印行)仅著录《双梧轩诗草》1种。 诗集原刻本名称可考者有:《西来草》、《东归草》、《南还草》、《北上草》、《东游草》、《双梧轩诗草》及《再来草》。另有《候虫吟》二卷,未详是否付刊。清道光年间张鹏展编辑的地方艺文总集《峤西诗钞》记录《双梧轩诗草》一种,辑诗14首;梁章巨编辑的《三管英灵集》记录《西来草》、《东归草》、《再来草》三种,辑诗34首。原刻本今仅知有《再来草》一种尚存于世。 此书一卷,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京师付刊,收录“专谋纳项”(指捐复知府)内容的诗作,是从《南还草》、《北上草》中选录的。书前有海盐人朱履中作于是年六月望日的序言,并对诗作评点,附刻于书中。此外,本世纪三十年代东方文化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所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时,尚存的《东游草》二卷原刻本,今不知存佚。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杨廷理之子杨立亮请友人许乔林据各种原刊本重加编订为《知还书屋诗钞》十卷。许氏“谨循《东游草》自序以实以率之义,稍删其涉酬应者,合《劳生节略》为十卷”。其中包括《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东归草》一卷、《南还草》一卷、《北上草》一卷、《东游草》一卷、《拾遗草》一卷及附自撰年谱《劳生节略》一卷,由金陵(南京)杨梁金局刊刻。此书是家刻本,当时除分赠友好外,未广发行,又历经160年,流传已极稀见。 著录清人著作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以及地方文献书目《广西文人著述目录》等书目均未著录,台湾学者研究杨廷理的文论亦均未提及,《清代西域诗辑注》据《晚晴移诗汇》转录杨廷理诗三首,小传称杨廷理“有《知还书屋诗钞》,惜未之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亦未著录此书所附年谱《劳生节略》,由此可见《知还书屋诗钞》之罕秘,或为天壤仅存。 四 作为一种才能和爱好,也作为一种自述历史,杨廷理把一生之经历、仕宦、交游、感受全部用诗歌记录下来。他的这部《知还书屋诗钞》,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诗体自传,也是重要的社会史文献。他以诗纪事,并且在诗中有意识地附注了大量的注语。《东游草》自序云:“古人以诗纪兴,作者兴会淋漓,精光万丈。予以诗纪事,据事直书,漫无含蓄”。“实、率二字,余诗居多”。直面人生,直陈所见,直书所感,无所隐瞒,这是他“以率真待人”性格的体现。披阅这部诗集,感受则诚如清人许乔林所说:“诵诗论世者,当于碛沙洋月、堠火阵云中,想见光明磊落之伟人也”。 杨廷理谪戍伊犁时期的诗作,录为《西来草》三卷、《西来剩草》一卷。在极西边塞,所见为白草黄云、冰天雪地,所听为羊鸣马嘶、羌笛胡笳。万里投荒,穷愁困扼。思恋亲人,怀忆故乡,是杨廷理诗作主题:“顾影忽惊霜鬓改,思家怕见月轮移”(《中秋待月》);“砂碛光阴诗卷里,故乡云树枕函边”(《腊月十五日夜闻丝竹声有感》)。呼酒为伴,吟诗遣愁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独坐花前呼取酒,一樽相对又黄昏”(《排闷》);“浊酒先拼良夜醉,梅花遥忆故园春”(《冬至前一日夜坐》);“剩有孤灯能伴我,夜归把酒读离骚”(《郊行》)。也因此常有“壮志消磨尽,寒砧动远情”的叹息。但同时,禀具刚健高廓性格的他即便在羁谪生活中也不甘做终日以泪洗面的苦吟者。幼年读唐人孟浩然“走马西来欲到天”之句,便悠然神往。而此行“我自执戟天西来”,边地奇异山水风光、奇特风俗民情也使他眼界大开,诗兴大发。戍友韦书城曾赠诗:“西来万里非无谓,无淬词锋赚纪游”(《酬杨双梧观察廷理叠韵枉赠》),正是其西行多年,经游数万里的精神收获。在《雪花吟》一诗中,作者极力铺陈、描绘伊犁雪景之奇丽,触发了“不缘万里饱风雪,岂识琼楼与玉宇”的体会;在品尝哈密瓜之时,他又得出“此味惟应逐客知”的感悟。这些大量作品生动真实记载谪客的生活经历、情感世界,真切沉郁,动人心魄;描述边塞的自然风光,奇异的少数民族风俗,情景如画,豁人耳目。 “荷戟走二万余里”(《西来草自序》)的杨廷理,并没有享受家中“儿辈争习举业,稚孙绕膝,酣听书声,怡情倡和,大觉可乐”(《劳生节略》)的日子多久。当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十九日在广州接到台湾绅士助捐信后,“自念精力尚堪报效,不甘潦倒”,遂有再入仕途之意。他以“报国以来拼一身”(《二儿善长请同行,诗以止之,并勉诸儿曹》)这样掷地有声之语劝止欲侍其行的儿子,毅然独自北上。在京师“递呈降捐知府,仰荷俞允。极力设措,如期上兑”(《劳生节略》)。当台湾知府缺出,嘉庆皇帝下旨让他“驰驿赴任”。杨廷理此次重出,为将来铸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杨廷理重任台湾知府后至辞世之诗作收录于《东游草》,对研究台湾社会政治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原刻本《东游草》二卷评介云:“全书所记有关事实者二:一为讨平朱濆之乱;一则开噶玛兰港”。并说“此书诗注甚详,其重要愈于正文”,正是着眼于史料价值而言。到任台湾知府未及一年,当他正在噶玛兰调查地方险要、民间疾苦,向上官禀请设官管理之时,却因革官捏告而被撤回内地,开办之事遂告中寝。奉到撤回之信及皇帝之谕时,“内迁私计亦欣然”、“投老投闲托主怜”是其言不由衷之语,而“弃民弃地忧臣职”、“海峤未宁臣敢老”才是他心思所在。奉令开办噶玛兰时,他是以候补知府空衔驻兰开办委员的名义。高澍然在《书〈蛤仔难纪略〉后》一文中就指出是因“当道惮于兴作”,故“命(杨廷理)空衔往厘,以困之,竟以劳死。幸二势素贴太守,事克集”(《抑快轩文钞》)。又因开发噶玛兰之举,“官淡、兰者衔之”,因此不断受人或浮言、或禀揭的攻击。《东游草》中说:“真能济事须含忍,欲息浮言在固穷”(《遣闷》),“潦倒宦场因欠忍,驰驱王事愿含贞”(《书劳生节略后》);“老去任人侮,悲来强自禁”(《寄慨》);“悠悠莫漫攻吾短,早筑三休作退谋”(《闻有人禀揭事志慨》);“自计此心无愧作,何烦攘臂奋尊尊拳”(《述怀》);“倏升倏降凭境遇,不矜不伐仗天君”(《次海东山长裴孝廉见赠元韵》);“遮眼文书读不了,违心议论听难终”(《纵目》)。直到开办大功告成,杨廷理奉特旨授建宁知府,在台湾府署养疾,等待赴任之时奉到上方指示:“噶玛兰一切事宜,近阅各该员文禀,多有未臻妥善之处,该守系原办创始章程之人,自未便遽行内渡”。实是借事留难,示以颜色。最后,杨廷理赍恨以终,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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