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把西方近代学术名著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结合19世纪末期中国的国情提出自己的教育哲学见解，认为通过教育去改善民质，比起政治、经济改革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从而对中国教育的振兴和发展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一、天演论与教育的救国功能
    进化论知识传入中国由来已久，但系统阐述进化论原理，并在整个思想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当推严复翻译并添加了许多案语的《天演论》。《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它准确而优美地传达了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同时克服斯宾塞“任天为治”的宿命论，突出了“与天争胜”的主观能动性。
    众所周知，进化论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后，很快成为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性显学。严复介绍说，生物进化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他并不热衷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而是十分关注进化论在社会学上应用的斯宾塞主张。依斯宾塞之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通过“物竞”-即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的竞争而推进，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由于斯宾塞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顺从，倡言“任天为治”，从而为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行径找到了借口。对此，严复显然不能同意。他又回到赫胥黎“与天争胜”的理论起点，并注意吸收斯宾塞的人种竞存思想，要求有识之士深刻体会“优胜劣汰”的残酷性，以唤醒民族自尊心，共同致力于“保群进化之图！”（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31页。）
    那么，应该如何“保群进化”而自强图治呢？这与教育功能的发挥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严复说：“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39页。）在这里，严复虽然把教育看作比政治更为根本的要素，提出没有良好的民质土壤，再好的政治移植都会蜕变走样，从而突出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面对“世变之亟”，严复和维新派其他代表人物一样也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更强调教育改革，并把政治、经济改革说成是“标”，教育改革说成是“本”，主张“标本兼治”，认为“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注：《拟上皇帝书》，载《严复集》第一册，第65页。）。而“标本兼治”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人才”的培养，他说：“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注：《拟上皇帝书》，载《严复集》第一册，第68页。）。归根结底，严复是把人才的培育当作改革的关键，视为救国的根本。
    海禁大开以来，效法西方的各种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总是“若存若亡”，难收实效。严复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没有抓住教育救国这一要旨，强调没有人的现代化便没有物的现代化，指出现代文明社会每一项进步都一无例外地依赖于高素质的现代人。斯宾塞非常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在斯宾塞看来，一国之富强离不开该国文化教育土壤的长期滋养，妄想不施灌溉之劳而但取富强之果，永远达不到目的。对于斯宾塞这一见解，严复进一步附议道：“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注：《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6页。）。意思是说，法虽好，但人的整体素质跟不上，缺乏相应的“风俗人心”与之契合，变法能成功吗？特别是由于长期专制统治，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深受摧残。严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遽然引进西方富强之政断难受用施展。在他看来，西方的富强民主政体本质上离不开“自由”这一文化根源，即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民不自由，何谈政之自由？民之力、智、德三者诚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严复分析说：“夫所谓富强之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能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不难发现，严复虽然颠倒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真实关系，不懂得教育改革终归逃不脱政治、经济的制约；但他谈论教育的救国功能已深入至西方文化的价值内核--自由观，注意从深层的价值移植来反观中西文化差异，从而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转轨找到了一个牢固的支点，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