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与实业教育之提倡
    中国传统教育以非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表现出重义轻利，德上艺下的价值取向。虽然功利主义教育家对此常提出批评，但在传统社会里这种批评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存在基础和正统地位。近代以降，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异动，中国传统价值开始松动并逐渐走向瓦解。这其中，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实际上已开始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近代变革，但“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又影响了其变革的的前进步伐和理论深度。与之不同，严复不仅具备扎实的西方功利主义理论知识，而且能够在思想上确立“体用一致”的教育哲学原则，这就使得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批判更能击中要害，对西方实业教育的引进和提倡更具针对性，从而也就更加理性地把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的发展轨道。
    严复对非功利主义的东西方传统教育思想十分反感，反对把“利”与“义”对立起来，赞赏近代西方“开明自营”的合理利已主义主张。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95页。）。即是说，讲求功利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明道计功、正义谋利乃开明自营，是天经地义的，是值得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在他看来，正是有了这种合理的利己欲求，才能刺激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实现个人与社会“两利为利”的共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统儒家“何必曰利”（孟轲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的道德说教，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是应该摒弃的。况且，这种说教本身违背了“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的人的自然本性。（注：《天演论》，载《严复集》第五册，第1359页。）很显然，严复以英国功利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突出了人的自然功利欲求和行为的实际功利目的，并以之为价值导向。
    依据西方功利主义理论，严复发现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缺陷是务虚不实，学非所用，重德轻艺，片面追求官本位。在他看来，华丽的词章之学、繁琐的训诂之学，乃至“侈陈礼乐，广说性理”的义理之学均是以“无用”、“无实”为特征，从小让孩子们学习这些务虚不实之学，非但于己无益，甚且殃及国家。特别是八股考试制度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用之学，其祸害之大不可胜言。有鉴于此，严复除力主废除八股外，强调要破立结合，把人们从片面追求官本位的仕途束缚中解救出来，为有用专门之学“别开用人之途”，以适应近世社会生活多样化和分工细密化的需要。他说：“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人专门之事，而治毕举焉。……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载《严复集》第一册，第89页。）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是立论于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来设计教育的改革方案，其功利主义特色十分突出。在他看来，不仅要大力开展各种行业教育，而且应该予以相应的“名位”保障，使新教育的价值观念在制度上体现出来。他设想新学校体制，应该是：“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载《严复集》第一册，第89页。）。很显然，这种“名位”不同于科举入官，是近代意义的学位，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正是从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转向之理论高度出发，严复十分赞赏西方的实业教育精神。他说：“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业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干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注：《实业教育》，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04-205页。）诚然，这种以近代科学家与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实业教育恰恰为中国所欠缺。且勿论近代意义的实业教育，就是传统的技艺教育也向来为儒仕所不耻，他们所热衷的是以科举入仕为目的的文词教育。这种教育严重背离近代社会经济生活，其流弊之深有目共睹。严复说：“不幸吾国往者舍科举而外，且无教育。……遂造成今日之时世”。（注：《实业教育》，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04-205页。）在这里，严复把积贫积弱之“时世”以概归于传统教育，这固然有偏颇之处，他还不知道在教育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层的政治经济因素；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传统教育脱离近代工商经济生活实际这一根本问题，体会出传统教育的现代化转变之紧迫性，这是十分难得的。
    综上所述，严复不仅善于介绍西方学术名理，而且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就教育价值功能、国民素质培育、中国文化汇合、实业教育提倡诸方面提出自己独特的教育哲学见解，给人以很深的智慧启迪，是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的重要理论财富。实际上，他的教育学说即是其“天演”哲学的理论延伸，而他的哲学又勿宁是其教育实践探索的概括和总结。然而，在“天演”哲学给他以智慧的眼睛、使他的认识和见解常常高人一筹的同时，严复也很难走出“天演”哲学的理论局限，他坚定的“教育救国论”无疑是其哲学上庸俗进化论的折射。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严复仍然坚持教育救国立场，政治上反对革命，思想上回归传统，文化上日趋保守。他开始脱离时代变革发展的主题，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一点，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演变轨迹有许多相似之处，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