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则记载：“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辨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①这可谓当时“白色恐怖”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国民党当政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见“马”字即生杀戮之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说中，却常常可见马克思学说之运用或社会主义之讨论，比如其主控下的广州《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所刊文章就有明显体现②。
    一、“经济史观”
    1934年，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生了一场文化论战，对垒的双方是“全盘西化”派与“经济史观”派。“经济史观”派表现的是从经济的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文化，如代表人物张磐说：“人类的生活，既建筑在经济基础上头，无论谁，都跳不出经济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表现；所以，文化当然要受经济势力所决定。”③当“经济基构”发展到相当阶段，必然会产生矛盾，即孕育新社会的胚胎，旧社会渐渐蜕变为新社会，新文化也应运而生，“中国的文化，只是在次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文化两条死路上徘徊。所以复古派与西化派是不为无因的。总之，目前救亡最急迫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自动地把经济基础推进，中国文化才有出路。所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如不从经济基础上着眼，徒然对于旧文化的拥护与抹杀，实在全是多事”④。虽然他不承认其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只是尊重“事实”，然而，大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些看法来源于他个人对“事实”的观察。众所周知，从经济上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动和更替，始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⑤。而到20世纪30年代，这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知，以至人们用而不觉、不知所出，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
    支持张磐的一位岭南大学青年人在谈文化时也如是说：“由共同劳动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便是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便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人类社会便以经济构造为下层基础，而发生上部两层建筑：(一)政治社会生活；(二)知识社会。然而不要忘记，经济构造还有他的决定的东西，那便是生产方法。可是，生产工具又决定生产方法。所以，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之基础。”那么，文化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各方面的表现”。由于文化的产生以“经济构造”为基础，所以，“当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冲破原来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经济构造便起崩溃，新的代之而起”。而文化为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断发生新陈代谢。⑥很明显，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极其相似。
    在1935年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中，关于经济观点的运用更为多见。有论者指出：“我们固不能否认历来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与社会技术进步之迟滞’(布哈林语)……研究各时各地的文化形态的学者，固然应该着重于物质生产力的阶段的探讨；可是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完全否认任何时地的自然条件及历史行为以至于人种关系的特质。谁都知道马克斯是一个最注重生产力的学者，可是他在《资本论》中，却把自然条件及人种关系等等，列为影响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特征，“既是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条件为基准”，那么，“十教授在《总答复》中，对于什么是‘中国本位’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非常之适合于科学的辩证法的”。⑦直接用马克思学说来说明自然、历史和人种之重要，并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符合“科学的辩证法”，任何读者都能领会到作者的评判标准。中国本位文化论者背后的用意是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实施统制，指斥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⑧。支持者竟然抬出《资本论》为其呐喊助威。《文化建设》刊登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曾指责马克思学说“暗中活跃”⑨，而这哪里是“暗中活跃”，分明是大张旗鼓。
    类似的运用在《文化建设》等刊物上十分常见，如“中国文化建设的原则，决定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原则”，“近代唯物论是诚如朴列哈诺夫所说：是现在达到最高发展程度的宇宙观。中国现在正需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发展，而唯物论则正是有益于此种发展的”⑩；“依唯物史观见解，是欲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先要建设中国本位的经济”(11)；“我们所希望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民最低的生活之维持，即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文化本位”，“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他们的生活都在水平线以下，像这样多的愚而穷的民众，救死不遑的同胞，都是我们的建设文化的对象”，“这种生存的运动的展开，所谓本位文化的建设才有可能。因为文化的实质是应该以大众的福利为出发点的”(12)；“中国本位的文化之真义，应该是指该种文化，第一，必须以适应于中国经济社会现时之需要为本位；第二，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当前之发展为本位；第三，必须以适合于中国经济社会之特殊条件为本位；具此三端，始足以云本位”(13)；等等。《文化建设》是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竟然也如此热衷于“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之论。
    或许有人说，经济的观点未必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然而，有学者曾在国民党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以经济的立场来论明文化，在马克斯以前虽有片断的说明，然而有系统的研究，要推马克斯为最先。自马克斯以后，一般拥护这种学说的人，虽支流纷纷，然大概也不会跳出马克斯所画的圈子。”(14) 可见，“经济的立场”在时人看来就是马克思的立场，“经济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代名词，显然心照不宣。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批评中国的“唯物史观崇拜者”，不是说唯物史观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们恰恰违反了“辩证法”：“我国一般唯物史观崇拜——崇拜不就是了解——者有若干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尤其勉强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早熟的试验与没落的事实，更是违反辩证法的发展的证明。近来国人有运用自己的思考的企图建立唯生史观的哲学体系的，背景正是基源于自我环境的透视与历史的把握，其理论体系创造建立不能说是不可能”，“唯生史观或唯生论辩证法的研究已在萌芽，我们除期待着其成就外，如果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推断，那么，唯心论辩证法是正的肯定，唯物论辩证法则为反的否定，而唯生论辩证法即是第三阶段的合——否定的否定了。这更高阶段的建立又是比一二阶段还要正确丰富尤不待说”(15)。还有人批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口口声声说唯物，其实是极端的唯心主义，极端的宗教精神，因为是唯心，所以能煽动一部分群众，艰苦流徙，效死弗去；因为是极端的唯心，所以不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科学真理抵触，终归没落”，不过“思想是社会形态的反应，这句话在我们的意义虽与马克思派不同，然而表面上是一样承认的”(16)。
    在前者看来，共产党的“唯物论”是“反辩证法”的，而国民党的“唯生论”更符合“辩证法”；在后者看来，共产党不是“唯物”的，反而是“唯心”的。这恰恰说明“辩证法”或“唯物论”已成为各方公认的“真理”，而无人敢反对之，只能以相符不相符视之，并以“伪”抹黑他人，以“真”光照自己，混淆视听。不过，尽管如此，一般人更多地还是把“唯物论”或“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言者“固然不相信左翼学者的死的唯物史观”(17)，但用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定律推导“唯生论辩证法”的合理性，并声明与“马克思派”有“一样承认”的观点，谁居于哲学上的优越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对者理论上的贫乏。
    二、社会形态的演进
    20世纪30年代，追求“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乃是知识界的普遍趋向，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尚转化为对“历史法则”的追求。当时有人指出：“世界人类文化之进展，固然因历史背景，自然环境，而有其各地方各民族的特殊色彩，然就大体观察，实有一般的必然的法则支配着。”(18) 有人则说：“各种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顺着同一路向前进”，“一般的历史法则，是无论任何民族与国家不能自外”(19)。所谓“一般的历史法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说。193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都围绕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展开，所不同的只是个别阶段是否存在于中国及当时中国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20)。此后，有关社会形态的演进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论调，即使正向国民党理论家发展的叶青也说：“社会主义的出现，就证明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老、它的历史使命的完尽。这种情形，正同从前资本主义文化出现时的封建主义文化一样。”(21) 虽然有人强调“不必去找马克思一类的理论做解释，自有人类一部整个的历史证明”，却不过是欲盖弥彰，或者用以掩盖内心的不安罢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之说大量地出现在国民党CC派控制的《人民评论》(22)《文化建设》等主流媒体上。
    1934年2月，《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述“中国文化运动之史”：“自鸦片战役以来，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2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当世界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运动勃兴的时候。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刚刚成长，而无产阶级却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不但是与资本主义的运动并驾齐驱而进，实际上还更显出它底力量超越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浸染之下，中国只能滑向“完全殖民地”，自己的产业绝不能发展起来(24)。而各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引起本国频繁的群众运动和殖民地普遍的革命化，这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形成对照，“使世界形成两个对垒的局面：一方面是蒸蒸日上，走进繁荣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则为恐慌所困，危机所缚，日趋没落!中国在这种变动剧烈的世界，当然亦逃不出这个圈套”，主要表现为：旧的农村经济日益破坏，新的产业组织不能兴起，多数人民都处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与封建军阀的政治剥削双重桎梏之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