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以上大多是出现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甚至是专门针对中共的主流刊物上的言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唯物、辩证法、必然法则、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苏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大众等这些共产党人常用的主要话语，竟也成为普遍使用的概念。“名词是思想的工具”，这说明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占据着一些国民党人的头脑，也说明马克思学说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已经成为当时“一般的知识、思想”，甚至有的人用而不觉。比如，一位论者批评那时的思想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类五花八门的名称，都被生吞活剥的搬到中国”，“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上的混乱，无一不是他们搬弄这些名词盲目抄袭而来的”。但他自己仍然信手拈来地用“帝国主义”“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一类概念分析中国问题。(57)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学说在知识界的深入程度。
    对此，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了”，“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想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它既不能以整个思想的体系，来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于是就假冒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58)，“更有冒充‘马列主义’的叛徒们：他们的招牌最响亮，他们张口说马克思，闭口说列宁，其实他们想混在马列主义的阵营里，作更巧妙的欺骗”(59)，“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得着新的发展，这大部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辛苦努力，小部分也由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视现实的结果，投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不难发现，左翼知识人在愤怒之外，思想上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不过，就国民党来说，显然另有深意，即试图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导人以“正轨”。比如，在CC派掌控下的《文化建设》专门开辟专栏公开讨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当时叶青谈到：“在今年一月内，我就接得《文化建设》月刊拟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专号向我征文的信”，“在月刊的意思，以为既要建设文化，则‘我国所应建设者，果为资本主义文化乎，抑为社会主义文化乎?何去何从，大可讨论’”，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不管你的文化建设是创造也好，模仿也好，在今天都必须要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一个态度”(61)。正视、诱导毕竟比掩耳盗铃要高明一些，况且马克思学说无处不在，禁而不止，陈立夫就曾批评军统派的武夫行为。在用心良苦的国民党人看来，讨论中即使大家都选择社会主义也无妨，因为国民党同样可以担纲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谓“计划政治”“计划经济”“文化统制”正是其所欲为而不能如愿者。
    况且，孙中山还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之类的话。即是说，一些国民党人试图对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以夺过话语权，造成国民党担当的印象。但是，时人大概并不会那么容易诱导，“虽分社会主义为五类，而近代具有相当势力而能支配一般青年思想者，首推科学社会主义。故社会主义，虽为各社会主义之共同名称，而事实上，学者中谈及社会主义，莫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代表”(62)。而在中国谁能代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一般读书人，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国民党此举可能事与愿违。更值得注意者，在以上所述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中，一些论断还与后来中共的观点极其相似，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利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发展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做好发展社会主义的准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等。无论是谁，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都能得出一些相同的看法，由此可反观中国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被普遍采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既可能是左翼学者，也可能是“反动人物”。当时，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仍然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公然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却不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张口闭口马克思，却极力反对共产党。这正是国民党主流舆论界的一种奇特景观。其中，思想取径和政治倾向显然是分裂的。知识、思想、信仰与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像早前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此种悖论和景观有益于谁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运用马克思学说长篇大论后，即使最终加上几句对共产党的谩骂，显然也无济于事。特别对于青年人，如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再面对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大概无论如何是憎恨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民党的理论是何等的贫乏，而共产党的理论又是处于怎样的优势地位。不无讽刺的是，国民党内被视为理论家的戴季陶、叶青、陶希圣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马克思学说的洗礼。如此情势，在具有以思想主政传统的中国，谁胜谁负大概早已成定局。
    注释：
    ①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第111号，1934年7月。
    ②关于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盛行，可参见张太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该文主要探讨了“一般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流行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关系。然而，当时马克思学说之深入程度，仍有许多更为典型的体现。
    ③张磬：《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40期，1934年2月2日。
    ④张磐：《为中国文化问题再进一解》，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6期，1934年1月29日。
    ⑤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
    ⑥王峰：《评陈序经先生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8期，1934年1月30日。
    ⑦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203、204页。
    ⑧《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立缘起与各项章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