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基础——经济——的变化，政治与文化都要随着变化”，封建文化显然已不合时宜，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纵向来看，现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文化运动、五卅政治运动、新兴文化运动和“九一八”运动五个阶段。(26)“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七八年来在中国试验的结果，只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混淆青年思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破产，湘，赣，鄂，皖，豫，闽，浙，苏，川，陕等省的实际情形可为证明”，所以，“一切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的信徒团结起来，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批判一切不适合中国之国情的理论；克服三民主义阵营中的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27)。如果只看前面的论述，很容易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但是作者最后大肆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主张“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这实在是南辕北辙。从另一方面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共产党和拥护国民党，充分揭示了其理论的欠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权威。
    《文化建设》的一篇文章同样运用了马列学说分析“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谁都知道，一切社会运动之兴起与衰灭，都是该当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之历史的成果。所以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必发生特定的某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之兴起亦是这样。例如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由清末以来的民族革命文化运动，以及由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与由五卅以来的反帝反资本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在这个关系上发生出来的，而且还都是各自依其历史行程的规定而表示着种种特定的姿态。”基于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日益迫切、国民经济结构诸体制日趋解体和经济发展日趋畸形，中国文化的发展日渐混乱而凌夷。五四运动以还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鉴于国民经济不能健全的资本主义化而造成殖民地化的买办经济，于是只能输入欧美列强的皮毛残渣，形成中国洋泾浜式的奴才文化；五卅运动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鉴于缺乏革命机运和成功的社会革命运动的支撑，只是出现“一时社会科学文献肤浅的翻译与幼稚的介绍之狂潮”。总之，“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既不得产生，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无从实现，新文化运动次第失败，文化领域的混乱局势遂愈趋剧烈”。那么，要建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适合需要而有利的文化，就要扬弃障碍农业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因子，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领导权和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28) 尽管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甚成绩，但仍然把它看做是“未来的伟大的历史之汇流”，并用经济的观点把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看做不断进步的依次演进的几个历史阶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必然”，在其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为许多非中共人士所接受了。
    《文化建设》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论述如出一辙：“中国自一八四二年以还，从前固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根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经济的残余逐渐趋于灭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连续不断的增长。”然而，这种现象与欧洲18世纪的初期资本主义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的增长，乃是外来的资本主义宰制、压榨、剥削中国民族的结果，它“一方面虽然启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要素的增长，但在他方面，却桎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飞跃过程，使之不能由初期资本主义更进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中国仅能形成“变质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却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则中国即不能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这是铁一般的现实”。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只能努力向另一高形态社会飞跃，它的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便是为此作积极的准备。同时，“在消极方面，应当对于障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因素，给予以绝对的克服与扬弃。这即是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该在实行这种双重任务的标准之下，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而出现”。(29) 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被破坏了，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又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当下能做的既要尽可能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又要做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这很接近后来共产党人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更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从人类社会演进的立场，中国显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必须“另寻途径”。什么样的途经呢?鉴于“个人资本主义国家已渐趋崩溃，而集产的或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世界，尤未有建设成功把握”(30)，有人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乃一以农业经济为背景之封建社会，近百年来，套上一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帝国主义付与的铁链，我们欲保守封建社会的一切，为环境所不允许，我们欲走上资本主义队伍，又为列强所不允许，我们欲抄捷径迈到社会主义天国，环境与列强都不容许通过，于是乎我们停滞在这次殖民地悲惨的程途，我们底文化，只好是‘杂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正合天津人说话‘要么有么’。”从世界上来看，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而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在这样的情势中，中国应该全盘吸取西洋工业文明，先解决生产问题。关于分配问题，今后“不可再走欧美的错路了，我们要建设非资产主义的中国”。(31) 这很像共产党人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阐释。
    关于此点，在《文化建设》有关“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还更明确地指出，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来伟大文化发展和建设工程不能循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按资本主义速度，只能循社会主义道路按苏联现有的速度，这是极可信的展望。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人类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来和自然斗争，才能建设伟大的文化”，“但这是否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呢?全然不能作这种提议”，“那么现在中国到底建设什么文化?我的简单的答复是资本主义文化”(32)。从中可知，主张现时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出于国情限制的无奈，并不是不向往社会主义，在作者心目中，“社会主义原则”似乎是一种终极价值。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苏联联系起来，这同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极其相似。
    后来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颇有建树的张季同，似乎当时就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比较清楚：“现代西洋文化，无疑的，是在资本主义的阶段，而且现在又已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之末期，在将来恐要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对照着这样的世界文化的大流”，中国“想建设成一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此时也不可能，然而却有可能之日。中国现在只有尽其力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着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33)。他所提出的“文化创造主义”，就是一方面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面反对全盘承受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则做充分的准备工作。(34) 与之相似，有人还说：“要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伟大的成功，除了从物质上及精神上争取其飞跃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之外，是没有别的途径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前途，谁也晓得是争取社会主义文化之发展”(35)。如果单看这样的表述，大概很难想象它是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公开倡议。在基层社会，由于警察的无知，“社会学系”一度被误认为“社会主义”；而在知识界特别是精英知识界，却可放言倡导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有种种，但那时人们谈论的社会主义常常直接与马克思或恩格斯联系起来。比如，有人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种特征：一是人类文化，不是阶级文化也不是革命文化；二是消灭国家的文化；三是“如恩格斯所说，乃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之飞跃”(36)。这虽然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直接引用“恩格斯所说”则很能说明问题。在叶青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本位文化。它以社会为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其体系是连带主义、协作主义、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所用的方法则是“辩证的物质论”，“大家都感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崩溃”，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前途确实在日益发展中”，“社会主义文化优于资本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使命从此轮到社会主义。因而真理的位置也就移动了”(37)。任何人都会据此思考谁掌握着“真理”。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叶青，此时靠的却仍是原来参加共产党时积累的本钱，然而他的论说未必有益于所希望服务的国民党。
    一位论者还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学习：“大战以后，各国民族主义的发达比前更加普及，更趋浓厚，而增厚民族斗争力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遂应时而生。社会主义的苏俄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成绩，其他各国无不在向这个途径迈进中。中国如果要复兴，自然也不能放弃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正在发动中的文化建设运动，能够给中国今后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奠定一个基础，或是引导中国目前无计划无秩序的政治经济走上有计划有秩序的路上。”(38) 这一论述试图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引向苏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的路上，表明无论什么新名词都不能改变一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当然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世界文化大流要转变为社会主义一层，如果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类的最高理想，那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以后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赞成。如果是苏俄式的骗人的口号，那就是要叫我们消灭国界，消灭本位去做赤色奴隶，这是我们极端反对的。”(39) 即便如此，对于两种社会主义，一般人是很难分得清的。特别是苏联建立后，社会主义便具体化了，“社会主义为反对残酷的资本主义而产生”。它在目前尚不能适用于中国，“我们要走的是民生主义的一条道路”，“民生主义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类达到经济平等”，“而其最大优点，系采用进化的方法，逐渐改良，使入于正规。换言之，避免激烈的手段，多数的流血，及无谓的牺牲，而达到大同之域。较之科学社会主义之阶级战争。岂可同日而语哉!”(40)论者对社会主义的价值无可否认，仅仅反对“阶级战争”方法。但是，看到国民党执政后对民生主义的实行并没有如其所言，深感经济不平等的青年人自然容易向往“科学社会主义”。大概由于在理论上不能批倒“共产主义的文化”，所以有人试图以战争的胜负来说明问题，“近来剿匪胜利的事实，是告诉我们共产主张与三民主义何者足以适应中国需要，而证明共产主义的文化是不能建设得起来的”(41)。那么，当共产党绝处逢生，尤其到抗日战争又获得大发展的时候，此说显然就不成立了，最终弄巧成拙，在理论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