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帝反封建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是中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革命任务。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曾与共产党共用这一口号，但是“清党”以后，国民党对这一目标和说法似乎并未清除，或许是“清”而未“除”。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主流舆论仍然对这一口号运用频繁。
    《人民评论》的创刊词指出：“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地理环境中”，有的“表现出封建性质的剥削形态”，有的“表现出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形态”，而“剥削农村经济的封建势力在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卵翼下，遂得以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形之下，现阶段的中国自然只需要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42)。这里的话语似乎仍停留在国共两党一同致力的国民革命时期。已经走向敌对的国共两党所宣示的革命目标仍有相同之处，说明思想与政治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当然，其中也有谁来担纲的问题。该刊文章提醒人们：“当此帝国主义者积极向中国进攻，而中华民族灭亡的前后，只有树立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促进强有力的政治之实现，复兴中国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才是中国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43) 以文化运动来配合政治斗争，恰如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实实在在，不管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中国人，都时刻感觉到它的存在，“只要是中国人，谁也都能感觉到中国民族是在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罢——是在吃着次殖民地的苦头罢——帝国主义向外夺取殖民地的动机有三：一是找商场，一是找生产资料，一是找投资场所。一句话，完全起于经济原因。所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最猛的利器是经济侵略，同时为要巩固经济侵略的基础，于是便加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44)。这似乎是在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分析中国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深厚国民党背景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发表后，支持者大都赋予它“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有论者认为：“十教授的文化建设的思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中国(45)；如果中国的文化建设，能够把握住“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及争取民族的生存的需要”，则“反帝反封建之任务的实现，自然隐在其中”(46)；“本位文化建设指陈出在创造过程中负有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正是国民革命反抗斗争的两大骨干”(47)。
    而反对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给出的理由则是其对反帝反封建的“忽略”。王伯纶认为：“现在的中国正是处在次殖民地和崩溃中的封建社会这一个形态之下。唯其如此，帝国主义及封建的势力在中国遂时时作祟”，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忽视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形态(48)。冯智学指出：“归根结蒂，还是要把反帝当作最先的、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十教授把文化运动当做主要的基础工作，而不提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取消了反帝的任务(49)。马望进而质疑说：“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侵略之下，我们如何能够从容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工作自然都是中国本位的，但最迫切的事情是“中国本位的领土保全”。也就是说，一切建设都应该以反帝图存为标准。(50)
    面对这样的批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在回应时明确表示认可：“中国今日文化上的切要问题”，“是在我们把我自己的民族如何先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之下复兴起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惟努力于此而已!”(51) 当时，在共产党看来，国民党已变成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仍然高唱反对帝国主义，充分表明帝国主义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言说中都唯恐避之不及，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感知，哪怕是对立的双方。比如，由各色人等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也明确表示：“我们不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要从现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挣扎出来，我们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52) 更有意思的是，敌对双方往往相互指责对方为帝国主义的代表，如国民党的文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恰同左翼知识人对国民党的批评：“看吧，许多许多皈依苏联共产主义的人们，请问他们对自己国家有什么了解”，“很明白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也就都是帝国主义伴着经济侵略而来的文化侵略之成绩”(53)。
    同时，封建主义也成为各方共弃的对象，并且大都将其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一位论者以近似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说：“中国是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解放中国，提高中国文化，首先要反帝反封建”。原因在于，“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社会因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支配而停滞。所以，要改造中国文化，必须摆脱这双重束缚。(54) 另一位论者的看法大致相同：“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互相携手的压迫下，使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停滞在历史演进的反常中”，所以，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途径与任务应当是：“1．反帝国主义的文化；2．反封建主义的文化；3．反一切不适合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55) 有人似乎还引用了列宁的话：“谁都不能否认，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是目前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及半殖民地的中心任务”，而“读过苏维埃俄罗斯革命史的人，谁都知道苏联是彻头彻尾地在反帝反封建中生长出来的”(56)。落后国家应该向苏俄学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正是共产党人的信条。执政的国民党中也有人要如此做，这一方面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确然的存在，另一方面提示了要考察当时的国内政争还需发现在此之外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