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文化汇合：“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中西文化及其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说法莫过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哲学观。虽然这一理论曾发生过重要的的历史作用，是中国现代化的元命题；但在严复看来，它违背了社会有机体原则，与“体用一致”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亦格格不入，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58-559页。），强调学习西方一定要体用并学，讽刺“中体西用”如同“牛体马用”一样可笑，是生吞活剥式的文化阉割。
    与“中体西用”并立，另有一种“政本艺末”之说。严复认为，这一学说更加颠倒错乱，因为它不了解科学才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他说：“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59页。）在他看来，科学为西政之本，乃不争之真理，往昔中国之所以仪袭西方而无效，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缺少对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之体认。
    既然“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之说均未能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这就要求有识之士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严复强调，这种探索首先应建立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冷静比较上，他认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注：《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第一册，第1页。）。很显然，这是从历史发展上来比较中西，通过“好古”与“力今”、“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循环论与“日进无疆”的进化论之对比分析，突出了中西差异的时代性--亦即封建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可调和性。循此以往，严复进一步抓住中西文化的时代命脉进行剖析，认为西方文化的命脉“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它“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但中国不能做到“黜伪而崇真”（即科学）、“屈私以为公”（即民主），其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注：《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亦即资本主义自由文化与封建主义专制文化的深刻冲突。
    由于中西文化分属于各不相同的时代-封建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因此比较中西，常常连带着权衡古今，是两种社会制度及其表现形式的优劣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主义文化显然要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因此严复的比较常带着十分明显的价值选择意味，其指向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西方社会的自由本质和科学精神。其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实际上就是强调，自由是民主的根基和灵魂。他说：“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注：《主客平议》，载《严复集》第一册，第118页。）建基于此，严复极力主张把独立自由意识作为其理想人格培育的基本素养，并具体体现在其精心构建的“三育”论之中。
    至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及其精神，严复更是推崇备至，视之为“开民智”的要妙。他指出，与中国理学家格物以穷致心中之理不同，西方治学方法高明之处在于即物实测与实验科学，其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注：《救亡决论》，载《严复集》第一册，第45页。）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基于实验归纳法-“实测内籀之学”之广泛应用，致使西学博大悠久、日益光明。他举例说：“物理动植者，内籀之科学也。其治之也，首资观察试验之功，必用本人之心思耳目，于他人无所待也。其教授也，必用真物器械，使学生自考察而试验之。且层层有法，必谨必精，至于见其诚然，然后从其会通，著为公例”（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载《严复集》第二册，第282页。）。毫无疑问，这种实验求真的科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拟一虚理进行主观“外籀”（即演绎）的治学方法论绝然迥异，是新思想启蒙与新教育建构的基本工具。
    既然严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如此推崇颂扬，他是否就走向全盘反传统而否定中国文化的一切价值呢？对此，严复明确声言：“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与？曰：是又不然”（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必然深藏着民族特性的“善者”，是不可以断然去之的。因为民族传统文化非成于一时一地，“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此外，有些传统美德不只是民族特性，更蕴含着普遍意义的世界共性，这些也是不可能断然排斥的。职是之故，严复隆重推出其中西汇合的新文化战略构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亦即融古今中外于一炉，走综合创新的新文化与新教育之路。
    应该肯定，这一中西汇合的新文化战略构想完全摒弃了“中体西用”的狭隘文化教育心理，是海禁开通以来“体用”、“本末”之争的初步总结。在严复看来，这些“体用”、“本末”之争愈烈，中国离文明世界也就愈远，且愈益愚昧贫弱。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无疑是通向文明世界的必要条件。严复说：“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注：《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61页。）。很显然，在全面联属互通的近代社会里，“排外”必然自塞文明之路；而自排则是开放心态下的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它带来的必然是富强文明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