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是具有卓识的史家。但长期以来曾遭不公允的评价。历来研究陈寿所据材料主要是《华阳国志》和《晋书》本传。前者的记述比较客观，而后者有时用“或云”的字样，引用了某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导致对陈寿评价的不够公允。这些偏颇的议论，受到后世学者的非议。这里从另一角度来谈陈寿的历史见识。
    陈寿在《三国志》中使用了对照比较、史料剪裁等方式，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看法，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这表现在：
    一、于比较中见天下大势
    以魏为正统的事，赵翼和《四库全书总目》都作了辨正，本已明白。从对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的评价上，更可以反映出陈寿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比如在《魏书·武帝纪》末尾的评语中说：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承认了曹操在天下大乱时借势而起的雄才大略以及用人处事的权术、法术与奇策之高于常人。他是从曹操取得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对其所作所为予以肯定的。至于其人之品德如何，竟至只字未及。这里看出陈寿以客观与冷静的态度肯定了曹氏的能力，却看不出对其为人的崇敬。在《蜀书·后主传》中对刘备的评论，则与曹氏恰成对照：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这段文字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他首先从为人品德上给先主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先主“有高祖之风”，这里俨然把先主作为高祖的继承者。那么，以蜀为正统的内心主张便不言自明。对于先主托孤孔明之举认为这是“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被看作古今君臣关系之最高风范，其赞誉也无以复加。但陈寿不愧为杰出的史家，他并不因崇敬而失去公正与冷静，他也大胆地指出刘备基业之不及曹魏，确也是能力差异所致。在言及此事时，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点淡淡的遗憾。他对先主的“折而不挠，终不为下”，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这是因为，曹操等已经觉察到刘备是他角逐的对手，即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那么与其坐而待毙，莫如起而争雄，因此，先主的奋斗，便不纯属于权利之争，而是一种主动避害的自卫行为。这里对刘备的起事给予了高度的评赞，值得强调的是“揆彼之量必不容己”的话，其中所指之“彼”固然可以解释为当时与先主角逐的所有人物，但谁也明白，这里主要指的是曹操。再看《吴书·吴主传》对孙权的评价：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鹨，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谄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对于孙权，文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肯定，而所肯定者，在于他能够“屈身忍辱”，所以能“成鼎峙之业”。然而，对于孙权为人品德与行径之低劣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充分表现出一个阴险狠毒的暴君形象，以及由此而招致的悲惨后果。如果把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的评语放在一起略作比较，便不难看出陈寿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认识，三个人才能的高下对造成一定的历史格局和历史趋势，都有着相当的作用与影响。
    二、于剪裁处寓深意
    史家在某种情势下有所瞻徇，使用曲笔，人皆知之。但又因不已于怀，往往不得不采用多种方式以曲折地表达出内心的隐衷，有时甚至在空白处作文章。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记》中写刘邦，全是一个开国君主的形象，然而司马迁内心却又鄙薄刘邦的为人，所以他把刘邦的那些流氓无赖的表现分散在与刘邦或敌或友打交道较多的人物传记中，如果集中起来，便活画出一个无赖形象。这是史家剪裁手法的妙用。陈寿在《三国志》中，也费尽苦心在史料的剪裁取舍上下功夫，使细心的读者从中有所领悟。
    比如说，前人认为陈寿为司马氏回护最敏感者在于《魏书·三少帝纪》中对齐王芳被废与高贵乡公被弑二事，陈寿所受责备也最多。赵翼说前者“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后者“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廿二史札记》）从表面上看，确乎如此。在司马氏的淫威下，当时齐王芳被废与高贵乡公被杀，人皆知其事实，但司马氏兄弟仍假太后旨意以掩饰罪行，此亦公开秘密。陈寿修史如不如此照搬，那只是自取死路罢了。所以他只有在材料的剪裁取舍和前后照应上做文章，巧妙地透露一点实情，以表露自己一点隐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