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心理障碍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但却又是持久的。它比认知层面和思维层面的局限性更隐蔽，但也更长久。所以，细致的心理分析对于历史学家同样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明晰地洞察自己的能力和缺陷。它的意义在于，时至二十世纪末，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学家作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心理分析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心理分析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迥然不同于知识层面和思维层面的角度去观察当代那些导致历史学家命运多舛和历史学危机重重的复杂机制与因素。
    一、心灵原因
    对中国当代史家来说，历史观向来是历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地位向来也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这种对历史观功能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历史观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被人为地从历史学体系中割裂出来，作为凌驾于历史学之上的一种理论权威。人们不加思索地相信历史观对历史学的绝对优先性和正确指导性。天真（可悲的天真）地相信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就等于有了“科学”的历史学。于是，几乎所有史家都舍本求末地去追逐历史观而抛弃历史学。这样，一种近乎怪诞的现象便产生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去研究历史，而在那里整天高喊历史观；他们不去研究真实的历史过程，却在那里颂经般地宣传历史观的只言片语，以致于，不知不觉地竟然用对历史观的肤浅宣传代替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最后，进一步用历史观代替了历史学本身，甚至是代替了历史本身。
    当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对普及和宣传唯物史观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起到强化人们使用唯物史观的自觉意识（但很难起到使人们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的正面作用）。或者是东施效颦，或者是邯郸学步，其中的辛酸与笑料也许只有当事者才能略知一二。但至少在表面上，经过自上而下雷厉风行地推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历史学家绝大多数都已百分之百地变成了唯物史观的忠实信奉者。他们坚决地拒斥和批驳其他一切历史观，异口同声地指责其他所有历史观都是“唯心的”、“不科学的”、“荒谬的”、“反动的”、“有害的”、甚至是“有罪的”。他们痛心疾首地控拆和声讨唯心史观对自己的“欺骗”、“污染”。他们要洗心革面，反戈一击。他们在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表白自己已经从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抨击他人还没有真正完成这种历史观的革命性转变。他们幼稚地相信，历史就是政治，历史观就是政治态度，选择历史观就是选择政治立场，就是选择人生方向。他们把抽象玄虚的历史观同自己的具体实际的现实存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唯物史观能决定自己的存在境遇和人生命运，认为信奉唯物史观就等于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和归宿。
    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对唯物史观作出积极深刻的独立判断和思想分析，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对唯物史观和其他一切非唯物史观之间进行客观、公正的比较和评估。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历史学家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历史学家变得僵化了、教条了、浅薄了、庸俗了。但由于他们还偏执地迷信历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神奇效力和魔术功能，故而依旧沉弱于企图凭借历史观去全盘改造历史的幼想之中
    然而，历史观终于从高高在上的主宰地位退隐下来。历史观不再奢望去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甚至也不再试图去干涉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历史观退守到一个较为具体和有限的圈子里面，保持着自己的明确的要求和目的。这不但对历史观是一种解放，而且对历史学更是一种解放。历史学独立了。历史学不再是历史观的一部分，而成为与历史观平等的另外一种独立的理论知识体系。当然，历史观可能要深刻一些、普遍一些，但这并不能因此成为历史观就有权利去过多干涉历史学的真正理由。历史观可以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可以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它不能使人们迷信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历史的全部技巧似的，更不能使人们误认为懂得它就等于懂得了历史，研究它就等于研究历史，甚至它就是整个历史学。
    历史观必须从无限性退回到有限性。因为它的权威地位正越来越明白无误地受到历史感的有力质疑和挑战。历史感显然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是新的。所谓新，不仅指历史感不是来源于历史观的理论构架，而且是指历史感不是来源于历史学的知识系统。历史感的神奇性在于，它不但有一种感性形式，而且还有一种理性内涵。这就足以使它有力量推翻历史观的霸主地位和摧毁历史观的霸权统治。近些年的纪实文学的异军突起，充分显示了历史感在洞察历史真相和理解历史意义方面较之于历史观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潜力。纪实文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和描述充分展示了历史感的厚重份量与深刻意蕴，它与历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研究的平庸乏味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感构成了一种参照。这种参照使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观的力量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历史观的结构本身是有缺陷的。历史观的僵硬体系完全需要历史感的鲜活生命来予以充实和改造。
    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异己存在，那么，历史感就使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本己存在；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变得陌生，那么，历史感则使历史变得熟悉；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学家远离历史，那么，历史感则使历史学家贴近历史。二者的强烈反差，更显示出历史观的脆弱和无能。因为历史观始终也无法真正深入到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而历史感恰恰是从历史学家的心灵深处直接生发出来的独特体验。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必须在原有的思维活动之外还要加上一种新的心灵活动，而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单一化的历史观的僵硬体系控制下的只能教条地思维而不能深刻地体验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故而，他们的心理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失重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