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视觉原因
    对历史近距离的审视在今天变得可能了。但在四十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五十年代新政权的建立，使得人们一股脑地将历史与传统抛向遥远的过去了。历史永远过去了。封建制度永远过去了。专制传统永远过去了。过去和现在完全不同。需要从政治和历史观的高度来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那个时期，历史学家的普遍心理感受就是：历史距离自己已经很远很远了。自己已经有可能依据新的历史理论去对过去的历史加以科学评判。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视觉中普遍存在有两个误差，一是相信历史已经过去，二是相信过去已经距离自己现实很远。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心理上的普遍的稳定性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使自己完全有条件去对过去作出科学的认识。历史学家这种绝对稳定性的心理基础主要来源于历史学家对现实社会的过度迷信和盲目崇拜。当战争与饥饿一度在自己的身边消失时，他们肯定感到自己是最辛福的。现实太美好了，在美好的现实的反衬下，过去则显得更加丑恶。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家与传统的彻低决裂，对封建社会的道德性谴责，对历史传统的全盘否定，如此种种，除了政治的高压与威胁之外，主要是历史学家的心理原因所致。
    中国大陆史家急需要通过否定历史来完善现实。恰巧中国历史的多灾多难又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他们越是美化现实，就越是丑化历史。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家大都经历过这种病态的心理过程，对现实的绝对肯定是其病态的原因，对历史的绝对否定是其病态的表现。一方面，中国当代史家是急功近利地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史家又实在无法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因为，他们把历史与现实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以致于谁也想象不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这样一来，中国当代史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的“历史为现实服务”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内在根据，于是，他们只好从历史中间翻找出一些最能说明现实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的材料和证据来三番五次地重复论证，以期达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最终目的。
    可是，真正的现实又决不是中国当代史家心目中所幻觉的那么完美无缺。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史家开始逐渐地（尽管是非常有限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形成的那种过于浮夸的现实观念。一旦改变了现实观念，也就立刻拉近了自己与历史的距离。现实观念的改变，使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历史与自己的距离竟是如此切近，历史非但没有远离现实，反而越来越迫近现实。
    然而，历史对现实的贴近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心里有数。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当历史像大山一般地压向现实的时候，他们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一块“世外桃源”般的立足之地了。历史学家仿佛被历史完全驱逐出了现实领域，而变成了毫无现实感和现实依据的空心人。在这种不断失落的境遇中，现实感与历史感完全成为一种东西。由于历史与现实二者之间原有界限的消失，历史学家自己似乎也变得盲目起来。他们怅然若失，无所适从。历史与现实的一体化，使得历史从“远在天边”走到了“近在眼前”。但这个变化又实在过于突然，以致于历史学家思想上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习惯性地认为：历史只有停留在远处才能看清，研究起来才会放心；否则的话，历史一旦来到人们眼前，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拒绝和本能性的恐慌。历史一时间仿佛成为一个“死而复生”的可怕怪物似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是又敬又畏。敬的是历史是一个研究对象，畏的是历史成为一种现实力量。
    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似乎不再有被把握的任何可能。作为现实的对立物，历史在历史学家面前是被动的、静态的，历史学家可以变着花样去切割和点缀历史，所以，在历史面前，历史学家始终像是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主宰者一样对历史评头论足；作为现实本身，历史在历史学家面前成为主动的、动态的，现在是由历史来支配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去支配历史了。这样，历史变成了被历史自身审视的对象。在历史的现实权威面前，历史学家简直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总觉得历史距离他太近，对他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和压力。所以，他必须想方设法地摆脱历史。这样，尽可能地、不顾一切地摆脱历史，便又成了历史学家在目前的当务之急。
    因为，在中国当代史家看来，历史一旦成为现实，那么，他们就无从下手去对历史作出任何客观的分析。历史介入现实事务的程度越深，历史研究就越是危险。历史对现实进程的影响越大，历史认识就越是不可能。“近在眼前”的历史，使历史学家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现实。而在所有的历史学家眼里，首先明确区分出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乃是正确地认识历史的基本前提。不划分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现实，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当然，这根本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因为“影射史学”的根本前提在于承认历史与现实的绝对差异）。这种视角上的偏差，使得中国当代史家越来越感到：历史研究现在越来越失去了传统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历史研究变得越来越不规范了、越来越不科学了、越来越无效用了。
    这种视角盲点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的思维盲区，从而在心理上就产生了视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