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位原因
    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史学大国，至今依然。据此一点，便可看出历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与份量。在此文化背景下，历史学家在国家的权力金字塔中和政治等级秩序中的特殊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中国古代，史家就是史官。除了《周礼》中对史官的分类和定位夸张和拔高得有些离谱外，一般而言，史官在古代社会中还是受人尊敬的。尽管唐代的刘知几曾借着美化前代史官的权力和地位来对自己时代史官作用的下降表示不满。但一般说来，史官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尽管史官的品级都不高，但由于他们写的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前代的皇帝还是本朝的皇帝，只要是帝王的活动他们都关心），所以，史官就有条件去接近皇帝、劝谏皇帝，向皇帝传授历史教训和知识，以达到阐述自己的政见和参与政治乃至影响政局的目的。这点，我们在“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三通”的编纂经过中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这个传统流传到现代，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所发扬光大。五十年代，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文化水平，便让全国一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去为他们专门编写了一部中国通史，这就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并且还在专门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里，定期请一些权威历史学家去为高级官员们讲授历史知识。郭沫若作为中国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成为文化学术界人士在政府担任最高职务的人。这当然不是说，郭沫若就因此参与了军政大事的决策与制订，但起码在国家的文化学术发展的规划和方向上，他是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史家参与政治的一种表现。尽管这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很有局限，它对政治本身的影响也不大，而且它局限在极个别的影响大的历史学家身上，远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利益均沾”地参与政治。
    当然，中国当代史家参与政治还有另外一种较为特殊和极端的途径，那就是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为了发动舆论、制造声势，官方动员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来按照它们的旨意撰写历史。从上海一批史家写的“评《海瑞罢官》”到北京一批史家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他们不仅亲自参与了当代政治，而且还直接影响了现实政治。“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等“史学”运动，又把一批历史学家派上了用场。对那些当事人来说（比如“梁效”写作组中的某些历史学家），这未必不是他们“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一个绝好机会。其实，不光是搞“文”的政客们需要利用历史学家来为他们提供历史材料，而且就连那些搞“武”的政客们也需要拉拢历史学家来为他们充当活字典。因为在那个历史文化氛围笼罩一切的年代，历史似乎成了政治斗争的最有力的工具和改朝换代的最有效的武器。历史简直成了升官的捷径和做官的诀窍。那个时代的荒诞文化现象就是：人们一方面不可自拔地沉溺在最最现实不过的事务中，一方面又忘乎所以地钟情于最最古老不过的事件上。一个证据就是：几乎所有的文科刊物都被取消和停办的情况下，《考古》和《历史研究》却率先发行了。在那个时候，《历史研究》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可以说是统治中国思想舆论王国的三大支柱和三大主力。
    凡此种种对于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都是一种特殊的刺激和启示。历史学家总是要参与政治的，只有参与政治才能实现自己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史家对政治尤为敏感。中国历史学家好像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温度计。历史学家跳起来，政治就热了；历史学家不跳了，政治就冷了。中国当代史家总习惯于围绕政治来展开自己的话题，总喜欢围绕着政治来说明历史问题。中国当代史家总是问史学应该为政治做些什么，而从来不问政治应该为史学做什么。
    前有“殷鉴”，后有“党鉴”。历史学家要么做官，要么参政，这都可视为历史学家的绝好出路。可现在不行了。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虽然还是“干部”（按大陆的行政序列定位），但亦算不上是“官”了，至于参政，那机会就更少了。历史学家不再是“官”，而差不多沦落成了“民”。而作为“民”，他便再不能去参政，充其量只能去“议政”。但即便是议政，也不能信口开河地随随便便议来议去。总之，比起古代，中国当代史家当官的机会少了；比起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史家参政的机会少了。历史学家的地位真可说是一落“十”丈。作为一介“平民”，他只能空头议论。所以，在远离政治之后，历史学家终于也开始失去了政治。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政治本身厌倦了历史学这种借古喻今的斗争方式，而更需要一种更富操作性的权力工具，于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应运而“生”。
    历史学被排挤出原来的政治圈子，由权力中心跌落到权力边缘。历史学家只能听别人在权力中心滔滔不绝地议论政治、纵横捭阖地操纵政治。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较之于历史学家更容易接近权力中心，更容易发挥学术影响，而历史学家则只好叨陪末座，只剩下洗耳恭听的份了。可以说，与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一批“政治显贵”比较起来，历史学这个原有的“政治贵族”现在真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平民化”了。作为无权无势的“平民”，历史学家的发言可以说是人微言经，历史学家的话对社会政治不再有任何威慑和影响。这种地位上的落差可以说就是构成中国当代史家心理障碍的地位病因。
    六、结语
    综合起来，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是不健全的，心态是不平衡的，总体上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心理缺陷或心理障碍。当然，有的人表现在多方面（即有多种表现，可称之为综合表现），有的人表现为某一方面（即只有一种表现，可称之为单一表现）。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有助于中国当代史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就目前而言，调整自己的心态是最为重要的，否则，很可能就会在“四面楚歌”中陷入灭顶之灾。我相信，二十世纪的心态没有理由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心态。中国当代史家也没有理由必须要把二十世纪的心态带到二十一世纪中去。所以，心态的调整与转换对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一点能否得到证实，还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希望通过这番分析，使每一个历史学家都能够在中国当代史学的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即自己来给自己定位。如果大家都能这样，那么，中国当代史学的方向也就自然确定下来了。因为历史学家给自己的存在定位，也就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定向，也就等于是给历史学的发展定向。可以说，中国当代史学的革命性转折完全有赖于历史学家的这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