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质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当代史家在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多代，虽然学术研究开展得并不顺利，精神上的种种压力也非常大，但物质生活上还总算是有所保障的。那时的工资当然很低、待遇当然很差，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就是如此，人们的工资收入普遍都偏底。在计划经济的统一管制下，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被国家一手包办下来。一切都是“大锅饭”式的。收入平均化，生活大众化，虽不甚丰盛和宽裕，但在节俭的条件下也基本够花。因为，过于贫乏的物质条件使人们没有任何过高的生活要求和奢望。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都刚刚从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缓过气来。相对于那段时间的饥寒交迫的悲惨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衣食无忧堪称“美满幸福”了。再加上，历史学家都忙于思想改造和学术围剿，谁也顾不上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物质待遇发什么不满和牢骚。他们相当心满意足。他们固然穷，但国家也穷，其他人都穷。故而，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
    而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打乱了原有的生活秩序。早已习惯于那种低水准的平平安安的生活状态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穷途末路深感惊慌。中国当代史家素来信奉唯物史观，但他们却从来没有从物质基础来解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从来没有用物质生活来解释自己的思想观念。好像信奉唯物史观就应该是天经地义似的。可现在，一旦历史学家的物质生活资料发生了危机，历史学家反而又开始抛弃唯物史观了。这对唯物史观是否公平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现在，历史学家还要分出精力应付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外难题。他想走向市场，但举步维艰，力不从心。他想退守书斋，但又壮志未酬，实不甘心。他满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平均状态，痛苦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水准的两极分化。
    历史学家一旦考虑这个问题，他的心理就变得不平衡了。生活的危机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把历史学家的一切都包办起来之后再让历史学家去无后顾之忧地改造思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体制（我指的是目前的不完善、不健全、不正常、不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把历史学家的思想给全盘管制起来之后，再放开历史学家的手脚让历史学家自己去自谋出路。换言之，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学家是只有思想压力而无生活压力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学家则是既有思想压力，又有生活压力。一旦生活压力大到极限，历史学家就会精神崩溃，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他就会近乎绝望地追问自己：作一个历史学家究竟值不值？研究历史到底有无意义？
    可以预言，生活危机对于中国当代史学来说，既非暂时性的，也非局部性的。故而，它就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心理障碍的物质病因。
    四、人格原因
    中国当代史学对自身人格的明确意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而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自身存在的人格问题。对人格的毫无意识，就决定了历史学家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因为人格意识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所以，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史家的人格基本上是一种依附性的人格，而且这种依附还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主动的、自觉的依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人格的。他们甘作“螺丝钉”，任意让人随便改变和扭曲自己。在“批俞平伯”、“批胡适”、“反右”、“拔白旗”等运动中，许多史家尽管心里并不完全同意别人对自己的指责与批评，但嘴上却还得表示赞成。虽然，事后一些史家回忆说自己作的检讨是违心之论，可他们的态度在当时却是真诚的。至少他相信领袖是绝对不会错的，自己的观点虽然不一定就错了，但起码不符合领袖的观点，起码自己还没有对领袖的理论吃透弄懂。所以，他们本着对领袖的观点要理解、理解、再理解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态度，无不虔诚地去拚命钻研经典著作，以期从中寻到解决自己思想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是借助历史学而把自己无条件地奉献给政治了。所以，中国当代史家的无人格性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没有自己的不同观点，而是指历史学家不能立足于学术立场而对政治持一种严肃的批评态度。所以，历史学家不仅把自己出卖给政治，而且也把自己所热爱的历史学出卖给政治。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同时就犯了两个错误。历史学家不但不能在政治问题上表示不同意见，甚至在学术问题上也不能随便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就是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要么是“修正主义”，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唯心史观”，要么是“反党分子”。
    所以，历史学家除了凭借历史学这层伪装去紧紧地依附于政治之外，简直别无选择。而不选择就没有人格。没有选择意识就没有人格自觉。所以，中国当代史家缺乏人格自觉，并不是历史学家的思维能力所致，从根本上说，乃是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体系所致。可以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思想中所确立的唯一史学观念就是，历史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到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史学观，历史学家的全部价值都系在了政治这一根飘忽不定的绳子上。而历史学家的无人格性缺陷也由此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
    中国当代史家的无人格特性作为一种非学理性缺陷在较短的时间内似乎还不能一下子看出来。但时间一长，当它暴露出来时，便显得比一般的学术上的理论、方法、观念等缺陷还要严重和糟糕。以致于可以说，无人格性对历史学家的伤害是致命性的。这使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缺乏一种庄严的自信和高贵的自尊。历史学家总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对不起政治，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时代。甚于这种忏悔感和自卑感，历史学家总想牺牲自己的一切以求报答党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历史学家的自卑感在50年代以前表现为自卑自己所学的都是错误的，80年代以后则表现为自卑自己所学的都是没有用的。这种自卑情结反映在人格上，就是用政治人格代替学术人格，用学术人格代替思想人格。在政治前提下，学术、思想统统不复存在。所以，几十年内，历史学家都没有提出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历史问题。因为他们的学术自信和人格自尊早已被政治摧残殆尽。
    八十年代后，痛定思痛的反思结果，使中国当代史家开始意识到自己人格的缺陷和人格的独立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涉及是在“史学危机”讨论时提出来的。但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对自身人格的独立性还很少有深刻的思考和坚定的态度。人们大都是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人格时才捎带着提出历史学家的人格问题，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当代史家似乎更关心自己的“主体价值”，而对自己的独立人格缺乏较大的兴趣。
    在我看来，如果历史学家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学理上的自信；而缺乏学理上的自信，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有思想的历史问题；如果提不出有价值有思想的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突破统治史学界几十年的规范认识和正统模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的人格比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史学观念更为重要。然而，正如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史学观念都不仅仅是理论、方法、观念自身的事情一样，历史学家的人格也决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自身的事情。说到底，历史学家自己根本决定不了自己有无人格。与五十年代相比，那时是历史学家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是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等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在现阶段的能力。
    历史学家的人格在现实处境中仍然是依附性的，而非独立性的。区别在于，现在的依附是一种消极的、非自觉的的依附。简言之，如果说，五十年代开始的那种依附是一种紧密型依附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形成的这种依附则是松散型的依附。尽管从形式上看，从紧密到松散有了明显的“自由”、“开放”和“进步”，但从实质上看，依附关系仍然存在。所以，充其量，现在的中国史家只能算是一种“半独立性”人格。
    如果根本意识不到人格，那么人格对历史学家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意识到人格，而又没有人格，这对历史学家就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对自身人格的敏感性和需求性才越来越迫切。这样，它就必然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的人格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