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以齐王曹芳的被废为例。曹芳九岁即位，二十三岁被废，被废当年的记事中，在史料的编排上实际已表露出这一必然事故的前因后果：
    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
    字面似乎含蓄而平静，但已暴露出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废易大臣”，不点出废易哪些大臣，只在下文说欲“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实已点出曹芳不甘心做司马氏之傀儡，与其岳父张缉等策划废除司马景王而以夏侯玄代之。事觉，皆被诛，皇后也因此被为黜，这预示了曹芳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所以，下文便是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谋废帝，以闻皇太后。
    这是很关键的文字，与前文照应，便明显地表示出策划废除大将军的夺权斗争已被镇压下去后，司马景王岂能不进一步除掉祸根？这祸根当然便是小皇帝曹芳，所以陈寿明白地写出“大将军司马景王谋废帝，以闻太后。”大将军计划废除曹芳，主谋者为大将军，第二步才是“以闻皇太后”，只是通知太后罢了，这既不是太后先提出废帝，也不是太后有废帝与否的最后决定权，她只是接受命令者而已。接着下面才是：“甲戌，太后令曰……”，于是曹芳被废。尽管太后有令，但从前后因果看来，明眼人便全会清楚这一切内幕。因此，过于苛责陈寿是不应该的。
    与齐王芳传有关的还有一件事，也是陈寿在史料剪裁上所费苦心的结果，那就是保留了何晏的一篇《论政事疏》，此事有的史家已有所发现，比如缪钺先生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前言·附注》中即有这样一段文字：
    陈寿在西晋时修史，多为司马氏回护，但是也有时用微妙曲折之法，透露一点自己的意见。钱大昕《潜研堂集》二《保晏论》认为，何晏在政治上是有作为的，其《论政事疏》有大儒之风。陈寿因为何晏是司马氏之政敌，所以，《三国志》中叙何晏事，“不无诬辞”；陈澧则谓：“陈承祚不敢为平叔作传，故载此疏于本纪。并载孔乂之奏，其实非本纪所宜有，盖欲特传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东塾读书记》卷十四）”
    这是前人对陈寿在齐王芳纪中特载何晏《论政事疏》的理解，认为是陈寿有意保存此疏，故在史料剪裁时做此处理。现在看来，何晏当时上疏也有一定的针对性，据《资治通鉴》载，齐王芳“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何晏上疏，不无规劝之意。但全文毕录则为陈寿的苦心，当然不应忽视。
    难以处理的是有关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一事。曹髦是太后选中的继位者，被看作曹氏后代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在不堪司马氏的淫威，不肯“坐受废辱”的情势下，奋起除奸兵败被杀的。而陈寿只写“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下面便存录了按司马昭意图炮制出歪曲事实掩盖篡弑罪行的“太后令”。后世为此对陈寿责备较多。实际上，太后令的公布这在当时也是确确实实的事，它的起草者也并非陈寿。陈寿不能也不敢不把司马氏制造出的说法与文告弃而不录。陈寿也决非即此罢休，他仍是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取舍上，对高贵乡公其人作了较全面的评介，从而使人形成一个读书知礼、聪明好学的少年皇帝的形象。然后再与他死后所谓的“太后令”中列举的种种劣迹相对照，人们便会清楚地感到如何言行前后判若两人？因而便不难发现诬枉者的纰漏。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氏子弟中“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杰出少年，唯其如此，才会在齐王曹芳被废后，太后坚执要以他为继位者，而且一定要亲手把印绶交付。这个少年的聪明好学使当时的博士通儒都为之折服。只是他少不更事，性情急躁，在不能容忍司马氏摆布的情势下，一时冲动，毫无准备地率宫中僮仆杀进大将军府，终于演出一场以卵击石的悲剧。《魏氏春秋》记述了其事经过：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王经不同意他的冒然行事，提醒他应看到司马氏权势已控制内外，如果“一旦如此，无乃欲除废而更深之哉？祸殆不测，宜见重详！”然而曹髦至此已难于冷静：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文王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