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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包括巴西联邦种族平等部的官员、一些政界人士和学者，都认为黑人、白人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只能用“种族歧视”来解释，进而认为巴西奴隶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公正，需要通过类似美国的“平权行动”（即“肯定性行动”）才能改变。巴西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上没有搞“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几个世纪的“白化”政策并没有使全体国民变成“白人”，所以在美国民权运动之后，巴西亦步亦趋地取消了以“白化”为核心的同化政策，但是又不得不面对承认种族、土著、亚裔等国民成分多样性及其平等权利的现实，以致一个“种族融合”程度最高的国家，也需要继续向美国的“肯定性行动”学习。这大概也是“华盛顿共识”造就的惯性之一。 巴西作为一个历史上“种族大融血”的国度，解决讳莫如深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已经开始在国家、社会层面“蔚然成风” 从1991年开始，巴西政府将印第安人教育纳入了国家正规教育体系，确定了建立专门的印第安人学校、实行多文化混合教育和双语制等政策。在整体上加强对基础教育建设的同时，也开始实行高等教育的配额制度，即政府要求在公立高等院校的招生中，为黑人等群体设置（预留）一定的配额比例和优惠条件，具体比例由各个大学自己确定。如巴西利亚大学就设定了20%的比例，而且进入这20%比例的黑人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在就业领域推动这种巴西式的“肯定性项目”，如2002年巴西农业发展部长签署了在本部门为黑人、混血人提供20%的工作岗位的命令，劳动部在1.5亿美元的职业培训资金中预留20%给黑人，等等。 这些措施，在卢拉执政以后不断扩大，为黑人、混血人、印第安人进入高等教育发挥了明显作用。自2001年以来，有70多所大学实行了种族招生配额制度。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保留了20%的配额给通过入学考试的黑人学生。另有25%的“社会配额”留给一些州立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通常是黑人，家庭收入低于最低收入的1/2。还有一项大型联邦工程，为私立大学的黑人及有色人种学生提供补助和奖励（私立大学的教育水准更高）。2007年，巴西高等院校的非白人学生达到32%，较2001年的22%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其中公立学校这一比例达到38%，私立学校也达到30%。 当然，这种配额制度的实践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种族构成”的身份问题。虽然2007年的全国家庭人口调查显示，42.3%的人自认为是混血人（帕尔多），但是“种族平权运动的支持者倾向于将帕尔多人和黑人归为一类，这两类人约占巴西人口的一半”。这种基于经济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归类，也产生了“非白人”这一涵盖阶层和种族的概念。这也是巴西国会有关进一步扩大配额制度议案所涉及的群体，“即要求联邦高等教育机构为从公立高中毕业的穷人和非白人入学申请者预留50%的配额。该议案认为，这些学生没有机会就读于最好的高中（绝大部分是私立学校），因而在顶尖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反对意见，一些巴西顶级大学的学者发起了一场反配额制度的运动，认为这种配额项目是“种族歧视的开端：严格按照肤色划分一个种族多样化的国家”，“破坏了机会平等和精英教育”。然而，虽然这场争论延续了十多年，但在“事实上，许多有关大学招生配额的担忧未被证实”，而且快速上升的入学率正在打破以往“有钱的父母和就读私立学校与上大学紧密相关”的入学权利格局，同时相关的调查也开始显示：那些因配额制度而入学的非白人、穷人学生“表现的专业素养与同龄人相等或更胜一筹”， 等等。 无论如何，巴西作为一个历史上“种族大融血”的国度，解决讳莫如深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已经开始在国家、社会层面“蔚然成风”。巴西宪法规定了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属于不可赦免的重罪，政府设立了促进种族平等的部门，2006年参议院通过了《种族平等条例》，对印第安人实施法律和政策的权利保护，在高等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推行向“非白人”群体的“种族配额”制度，同时也实行面对社会贫困阶层的“社会配额”制度，一些州、市和私营企业也开始实行公务员录用、劳动就业方面基于种族差异的配额政策，甚至2009年巴西规模最大的时装表演活动“圣保罗时装周”（SPFW）的主办单位也与巴西公共部达成了“所有参加表演的时装设计工作室须聘用至少10%的黑人模特儿”协议。巴西的《种族平等条例》中还包括了建议在电影、电视节目和广告节目中为黑人演员预留至少20%的角色，政党须预留30%的黑人议员候选人名额，等等。这种配额政策大有深入社会各领域的趋势。 对此，巴西国内有舆论认为，巴西社会的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所致，而《种族平等条例》将肤色变为社会地位晋升的主要标准，将在巴西国内衍生出前所未有的种族仇视问题。而巴西种族平等部的部长却认为，政府所捍卫的《种族平等条例》和配额政策，是对黑人奴隶后裔做出必要补偿和对抗种族歧视的有效工具。无疑，这种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至于巴西向美国学习“肯定性行动”及其制定的相关政策，是否体现了巴西抑或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是否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是否能够有效地缩小和消除巴西社会面对不平等问题，还是将导致社会种族意识的分立和冲突，进而“演化成民族分裂问题”？将由巴西从国情实际出发的实践去证明。但是，至少巴西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体现了巴西政府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所做的努力，其目的也至少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长期延续和蒙在“种族大融合”面纱下的一种与美国“平等但隔离”不同的状态--即“既不隔离也不平等”。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者，不仅无视巴西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且对近20年来巴西社会在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方面的观念变化和政策实践熟视无睹。被感性、片面地称道的所谓“国际经验”，无非是为了证明巴西这类国家没有种族、民族的差别性政治承认，没有基于种族、肤色差异的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而证明中国的民族事务是“高度政治化”的“作茧自缚”，必欲进行所谓“第二代”的改造。孰不知“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支持，是被这些国家至少在理论上早已放弃或抛弃了的政策，而现实的政策及其实践却在这种“国际经验”中被掩盖或回避。甚至包括将民族政策改为阶层政策的主张，也未能从这些“国际经验”中去寻求实证。例如，巴西在教育方面实行的差别性优惠政策中，除了对“非白人”的种族性优惠扶持政策外，还有面对穷人阶层的“社会配额”政策，只是这种惠及贫困阶层的政策在中国早已存在且不断发展完善，从最早的“五保户”到扶贫计划、贫困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等等。即便是高等教育，如前所述的清华大学等自主招生政策中，就包括了对贫困地区考生非族别性的优惠录取措施。事实证明，在民族事务方面，中国既不需要、也学习不了巴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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