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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巴西的“白化”政策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政策并无二致，都属于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失败政策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种族、种姓、教族、族群）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关涉巴西种族问题的研究中，离不开印第安人、殖民者、黑人奴隶、各色移民的关系，其中历史上的“同化政策”等强制措施亦是重点。至于对巴西人的种族融血、“种族融合”现状的描述和评介，并不意味着是对一种成功处理族际关系“经验”的推介或赞扬，而是对一种“历史过程”产生的“现实结果”的描写。揭示这种现象，不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或倡导他国仰慕或学习这种“现实结果”。因为，这种“现实结果”来自产生它的“历史过程”。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政治统治力量能够重蹈这样的“历史过程”--殖民屠戮、贩奴蓄奴、“白化黑人”。这不仅是因为无法穿越时空，而且还因为这个“历史过程”既非历史上的“政治正确”、也非现实中的“政治文明”。换句话说，对巴西这个国度来说，没有那样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没有这样一个“现实结果”--即所谓“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那么，巴西是如何实现这种“身体”和“文化”的高度同化的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西如同美国一样，属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占领、贩奴蓄奴、屠戮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国家。在葡萄牙殖民者到达这片土地时，这片印第安人的“历史地域范围”生活着大约300万至500万印第安人，分属1500个左右的部落。他们是早期殖民者的征服对象和奴隶。在16世纪中期开始引进黑奴之后，巴西成为蓄奴最多的国度，也是非洲之外黑人最多的国家。根据16世纪传教士留下来的人口记录，1558年巴西的人口为5.7万人，其中黑人奴隶1.4万人。当然这不包括本土的印第安人口。据统计，16世纪输入巴西的黑奴为5万，17世纪为56万，18世纪为189.14万，19世纪为114.54万。1789年，巴西的人口比例大体上是非洲黑人占58%，欧洲白人占29%，印第安人仅剩余7%，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梅斯蒂索人为6%。 对早期欧洲移民来说，以男性为主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即便是殖民者正常的婚姻需求也难以在“同类”中实现。因此，对印第安人的残暴征服和奴役，也包括了对女奴的人身占有，所谓梅斯蒂索人并非通婚的结果，而是性奴隶的产物。后来的黑人奴隶也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何况黑奴本身也存在性别比的突出问题，黑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奴隶婚姻”也开始发生，这种“被允许”并非人道而是生产奴隶劳动力的需要。因此，当时黑人的身份包括了4种：新近抵达的黑奴称为“波丽尔”、“资深”的黑奴被称“拉吉诺”、黑奴的后代（含与印第安人混血者）被称“克里尔奥”，黑奴与欧洲人的后代被称“穆拉托”，等等。这就是巴西所谓“种族（民族）大融合”的开端。 当然，与美国不同的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欧洲人，虽然在白人种族优越感方面不亚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是在与“劣等种族”发生性关系方面却大相径庭，因此也被美国人视为对“高尚血统”的玷污而被极尽“污言秽语”地加以嘲弄和鄙视。但是，对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势力来说，这种放纵的“播种”方式则是对“劣等种族”进行“优胜劣汰”改造的“优生学”。在种植园、庄园式的白人家庭中，女奴不仅从事各种家庭劳务，同时“还需满足主人的性要求”，其后代则继续延续着这种“大家庭”中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主人的“宠爱”和“恩赐”也使“自由人”的身份不断增多，包括在废奴之前。这是与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同之处。因为巴西殖民者“狂欢”性的“文化性格”，印第安人、黑人在整个社会所占的优势人口比例，与美国截然不同，所以其不隔离的种族混血政策也被称为“白化”政策。 巴西的“白化”政策，是其国家“同化”政策的核心原则。所谓“白化”就是从生物学和肤色上消灭印第安人、黑人等“劣等种族”，其中既包括印第安人在殖民者的征服战争中大量死亡，特别是在“生态扩张主义”带来的旧大陆细菌、疾病侵袭下的人口锐减，“白化”政策也服务于通过“基因改造”而保证劳动力的需要。这种所谓“生物性融合”的“白化”思想，是巴西学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本土理论，进而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其本质仍旧是种族歧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种体系化、制度性的“白化”政策相继针对印第安人、黑人及其后裔而付诸实践。虽然印第安人率先被视为殖民政权的臣民，但是通过所谓“公平战争法”的征服和分化，加之除了鼓励通婚外，对印第安人的姓名、语言禁止和葡萄牙语的推行，以及宗教的教化等同化措施，使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语言、习俗在不断“碎片化”的过程中几近灭绝。 在英国等国际势力的压力下，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停止奴隶贸易的国家。此后，引进白人移民以充实甘蔗经济等实业的劳动力需求，也成为加快“白化”黑人的基本政策。19世纪后期，引进白人移民形成高潮。从1870年到1920年，抵达巴西的白人移民达300万之多。当时招募、吸引的欧洲移民大多是贫困民众，他们在充实底层劳动力的同时，也包括了增强和加快对黑人“白化”的能力与进程的目的。因为，巴西当时仍在遵循所谓的“科学界”提出的“白化”目标--2012年使白人占80%，印第安人占17%，梅斯蒂索人占3%，黑人为0%。同时，采取这种加快消灭黑人的措施，与美洲大陆废奴运动、黑人反抗、种族冲突严重的形势也直接相关。 因此，加快黑人的“白化”进程，也包括了采取各种消除贩奴、蓄奴“历史记忆”的措施，以避免为将来“黑、白之间”的种族冲突留下罪证。为此，巴西官方将过去的奴隶贸易资料、人口统计资料等公文销毁，在人口统计中将种族、肤色等口径取消，对从事种族研究的学者进行压制或放逐，媒体也被禁止报道涉及种族、肤色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公众宣传、中小学教科书等传播载体中，凸显对黑人劣质、低能、卑贱的嘲讽性、污名化和漫画式的宣传，以营造强大的社会氛围来迫使黑人主动“白化”，使黑人从心理上、行为上向往“白化”，以避免因肤色印记而遭受社会歧视。这些政策措施不仅试图消除贩奴、蓄奴的罪恶，而且也彰显了政府所宣称的“人人平等”口号，实质不过是白人的“人人平等”，黑人只有“白化”才可获得平等。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移入巴西的欧洲移民达到460.8万人，其中意大利移民149万、葡萄牙移民139.5万、西班牙移民64.4万、日本移民19.4万、德国移民18.95万。此外，还包括华人、东欧和中东等地区的移民。巴西政府也形成了针对亚洲人的同化政策。这种以“白化”为核心的同化政策，在1970年被迫放弃，因此也未能实现当初的目标。2010年巴西的人口统计表明，在全国1.91亿人中，白人约占48%，各类混血人约占43%，黑人约占8%，亚裔约占1%。历史证明，巴西的“白化”政策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政策并无二致，都属于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失败政策。 毫无疑问，无论是今天的美国还是巴西等移民国度，那种充满暴力、强制、阴谋等罪恶的“历史过程”，的确产生了所谓“民族大融合”式的“现实结果”。但是，这种“现实结果”是令人称道或仰慕的吗？如果只看这种“现实结果”而无视产生这种结果的“历史过程”，那么不择手段的“千方百计”也就成为了“经验”。所谓“经验”，就是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能和智慧的提炼，具有指导未来的功能。而这些所谓的“经验”，其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移民国家被迫放弃的充满暴行和罪恶的强迫同化政策。 1908年，纽约剧场演出了象征“美国梦”的剧目--《熔炉》，展示了只需一代人即可使各色移民变成“美国佬”的梦想。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崛起则意味着“‘大熔炉’理想的破灭”，黑人、拉美人、亚裔乃至多种“白人少数民族”走上了社会政治舞台（戴维·斯泰格沃德）；巴西的“白化”政策延续了100多年，也在上世纪70年代被迫放弃；1901年澳大利亚政府确立的“白澳”政策，于1972年被取消；即便是非移民国家的挪威，上世纪80年代也不得不废止了对萨米人的同化政策；如此等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对那一段殖民主义的历史劣迹，无论东方或西方、当代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主流的思想观念而言，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做出是否“政治正确”或“人性善”的人权道义和道德伦理的判断。这种判断代表了人类文明社会对那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省和批判，是对公平正义、族际平等理想的重新认知和确立。至于这些国家倡导多元文化主义也好，重振民族主义也罢，只是代表了基于对那个“历史过程”否定基础上的新探索。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或族群问题，巴西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