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中山如此热衷于引资筑路，固然与其对交通重要性的清醒认识有关，但具体到民初特定的历史环境，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另外三个方面。
    第一、借资筑路是孙中山著手实施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大主义已基本实现，“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如何实现民生主义呢？按孙中山的设想，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平均地权，即通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等一系列相关措施，使因社会进步而带来的土地增值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少数大地主所有。二是国家掌握诸如交通、能源、矿产等大实业，使经营这类事业的收益全归国有，国家用这些收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使全体国民分享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然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根本不可能拿出巨资兴办大实业，国家掌握大实业也就无从谈起。鉴于此种状况，孙中山主动站出来，筹组全国铁路总公司，准备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外资修筑铁路，待外人经营期满后无偿交给国家。如此以来，“公家于铁路一项，每年顿增六万万之收入，再以之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1页。）由此可见，按照孙中山的考虑，铁路建设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发展实业的问题，同时也是发展国有经济、增加国家财源，从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大举措。
    第二、发展铁路建设事业，是民初国家走出困境的重要对策。
    面对民初纷纭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中山认为新生民国的建设应从多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入手，才能逐步摆脱重重危机。1912年6月25日， 孙中山在上海接受《民立报》记者采访时说：“吾觉现在无论政府、议会及各处政界、军界，皆有极有本领之人主持其间，尽足以奠安吾民国而有余。所以意见分歧，有才莫展者，皆为经济问题所窘，间接直接，遂生困难。因困难而督过，因督过而参差，甚而至于因参差而诟讥。局外之人又因部分之诟讥，而生全局之恐怖，始成最近不平稳之现象，其实多有所误会也。故我国之经济问题若不解决，甚难得一致进行之效果。”（注：《孙中山先生之谈话》，1912年6月26日《民立报》。） 8 月22日，孙中山在致宋教仁函中，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想法。他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注：《致宋遁初书》，1912年8月22日《民立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一方面， 孙中山虽然赞成由同盟会和其他四个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并且担任其理事长，但对于党事却甚少过问，一切交由宋教仁负责，自己全身心投入实业建设；另一方面，孙中山以自己的言行尽力支持袁世凯建立一个稳固统一的全国政权，力争为经济建设创造必不可少的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第三、发展铁路建设事业，尽快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成绩，使中国早日臻于富强，让民众从切身利益中感知共和优于专制，从而恢复对新生民国的信心。
    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在动员人民投身与支持革命的岁月里，曾作出种种美好且不切实际的许诺，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革命是万灵神药，一经胜利便会立刻结束所有的腐败与痛苦，带来无限的光明与幸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民众的生活因持续的社会动荡变得更加艰难，新生民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她的重重危机。革命成功了却换来如此结果，相当多的民众对革命、共和的心理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一向关注民众疾苦的孙中山自然会清醒地觉察出民众情绪的变化，在全国庆祝第一个国庆节之际，他坦率地指出：“惟以仆观察社会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种悲观，于报界尤甚。此悲观之由来，则因恐怖而起，以为民国今日外患之日逼，财政之艰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复，在在陷民国于极危险地位，觉大祸之将至，瓜分之不免。此悲观心理，遂酿成全国悲惨之气象。”（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5页。）面对民众的这种消极悲观心理，孙中山一方面劝谕民众要有耐心等待革命的甜美果实，他说：“现在人民每谓共和不如专制，不知共和之结果，须在十年以后，譬如生子虽好，返哺必在廿年以后，若产下数月，即望食报，可乎？”（注：《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81年版，第230页。）另一方面，孙中山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看到，欲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悲观心理，百废待兴的民国必须尽快在各方面建设上有所作为，民众的生计必须尽快得到改善。考虑到自己当时的身份，孙中山决定从抓铁路建设入手。从孙中山的计划里既可看到他的宏大气魄，又可体味到他内心的焦急。章开沅先生用“只争朝夕”四个字来形容孙中山的这种急迫心态，相当传神贴切。（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