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晚清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大变革、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通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加强了国家的对外职能；通过设立农工商部、学部、民政部、邮传部，以及裁撤旧衙门等措施，加强了国家对内的社会管理职能。再次，官制改革所试图建立的文官制度，促进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过程。仅就制度而言，自国会、内阁、司法、行政模式的初步建立，反映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模式接轨的动机，相比于旧的封建体制，是一种进步；就人事而言，在官制改革中，民族资产阶级、留洋学生通过不同的方式，渗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中。如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中，留学日本或到日本考察过的达24人之多，占总数的25.5%；在各部侍郎、部丞、参议及内阁属员中，从1906年厘定官制到清朝灭亡之前，新派人物开始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出国留过学或出洋考察过宪政等有留洋经历的人，占14.9%。新派人物和具有新思维的人进入政府，对于推动清廷的改革，其作用不可低估。
    应当指出，清廷在官制改革中所建构的文官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或者说一个躯壳而已，因而很难说它能够做到制度健全、配置合理，更遑论廉洁高效和代谢有序。因为，清政府既无此能力去建设西方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下的真正文官制度，也没有真正的诚意去建设立宪政体下的文官制度。清末的政治形势十分清楚，真正的立宪政体（包括文官制度）建成之日，便是清廷失去统治大权之时，谁人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曾指出：“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20]（P186）清政府也是如此。
    收稿日期：199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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