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有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帕拉的乌斯（Palladius ）译述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传说》一书（俄国驻北京传教士著作集。40.北京。1866年）。在欧洲，一直从事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海涅什（Hanisch, E.），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元代秘史研究》（莱比锡。1931年）和进行译文还原尝试的《元朝秘史》（第一部。莱比锡。1931年）等四著。在法国还有东方史学者伯希和（P.Pelliot ）《元朝秘史卷--蒙古语和译文（附译注）》遗稿的出版。该书由于与蒙古原文还原，并兼及译注，一时轰动了蒙古史学界。
    在日本，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述。首先有那珂通世日译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的出版，该书由于穿插以文言流利文笔的蒙古语译出，并兼引了若干汉籍，再加以丰富的译注，因而被称为日本明治时代不朽的东方名著（大日本国公司1909年再版。筑摩书房。1945年）。其次，进入昭和年代，又相继有小林高次郎日译的《蒙古秘史》（生活社。1940年）、《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白鸟库吉：《音译元朝秘史》（《东方书文库》丛刊9.1942年）等著的出版。这些译著从语言学角度，力求将汉音还原于蒙古语，也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兴趣。实为语言学研究的巨作。这一时期，学者服部四郎还发表了与小林高次郎《元朝秘史研究》同一主题的《元朝秘史中出现蒙古语言汉字之研究》的专著（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
    另外，围绕《蒙古秘史》这一宝贵文献，还发表了作为第二手资料的史作：《皇元圣武录》和《史集》，并有法、日、俄、德等译文和译注。
    通过上述围绕《元朝秘史》的有关著述及各国的译著，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元朝研究整体。
    （四）“唐蕃会盟碑”碑文
    西藏的历史碑文是西藏历史文化重要标志，是中国西部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蕃会盟碑”（亦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会盟碑”）是西藏保存下来的历史名碑之一，系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 公元823年）吐蕃赞普可黎可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间唐蕃会盟所建，在今西藏大昭寺前。碑上采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文全文及参加唐蕃会盟官员的职衔名，所录与汉文文献完全一致。它不但是汉藏两族历史上的一件珍贵史料，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国内外被誉为“亚洲重要碑刻之一”，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对这一碑文的研究，在西方，开始由学者布谢尔（Bushell, A）将其汉文部分附译在《新唐书》译文之后，后由沃德尔（Waddell, A）在其《古代拉萨的历史性法命》（1909 年～1911年）一文中作了探讨，并认为该文讹误较多，史料价值差。在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拉萨萨唐会盟碑》（载《研几小录》。弘文堂。1928年）、寺本宛雅的《唐蕃盟碑》（《大谷学报》。10之3.1929 年）先后分别对碑文作出了考证。而左藤长在《唐蕃会盟碑研究》（《东洋史研究》。10之4.1949年）一文中， 更对寺本宛雅的著述作了进一步修正和注释。此外，曾在二战时期驻拉萨的首席代表英。理查森（Pe-Charson,H.E.），又在会盟碑现场，记录下较为准确的抄本，并发表了《拉萨碑文上古代法令和公元821年～822年的条约》（伦敦。1952年）的研著，这一研著珍贵地记述了为汉文文献所未曾载述的吐蕃内部情况，对碑文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文献译述的特点分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对中国西部文献的著述，可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与文献紧密结合的完整性与整体性
    国内外学者，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事件的文献译述中，紧密结合文献载体，进一步丰富了文献的内容和主题思想的内涵，体现了文献完整性与整体性。
    （二）表述方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在对文献的表达方式上，根据不同文献载体的不同主题，运用了译著、译注的不同方式，结合了考证、补充和批判，表现了它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三）文献研究的国际性与独特性
    对文献的译述，是不同国别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几代人智慧和结晶的体现，表现了它的国际性与独特性，同时，也充分表现了国外对文献译述的重视，在国内外都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满达人：《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
    2.李春华：《略论国外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出版》，《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3.乔政：《西藏远古经济初探》，《西藏研究》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