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的论文集，就像一串璀璨的珍珠。作为《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系列的第二辑，本书以“空间”、“城市”与“世博”为主线，串连起了中欧学者的智慧光芒。有的“珍珠”闪耀着古董般厚重的历史光辉，有的则折射着当下时代之烈日或阴霾，更多的，则如落玉盘的小珠，叮叮咚咚敲击出我们灵感的火花。
    阅读本书，让我们享受到的是一席穿越古今、中西合璧的盛宴，体悟到的是跨时空、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思想碰撞与交融。本论文集对空间与城市的关注，主要采用历史学的“长时段”研究视角和方法，同时融合了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综合式的、跨学科的思考方式，是欧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区别于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日趋专业化、细分化（甚至碎片化）趋势的另一种重要的反向力量。
    城市，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重要空间。随着包含中国在内的新一轮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这一独特空间的重新思考就越来越紧迫。2010年第41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即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口号，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我们深层的思考和疑虑--城市，真的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吗？在这本论文集中，学者们做出了非常发人深省的思考。
    一、“长时段”的视角看城市
    来自法国的几位历史学家从“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角度来看待城市，指出城市的内涵和形式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从中世纪城市向前工业化时期的现代城市的转变。巴黎第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多米尼柯·马尔凯拉兹（Dominique Margairaz）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及其领地》（第11-19页）一文中指出，现代欧洲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以及当代工业城市模式截然不同。中世纪城市是作为对封建领主权力的制衡力量而崛起并站稳脚跟的，在当时是受保护的自治区域，是庇护所，让商人和工匠的活动不受封建主掠夺。与之相反，现代城市则是放弃了农村传统居所的显贵（如资产阶级地主）所青睐的居住地，是将周边乡村都置于其影响下的新兴权力中心。现代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功能中占压倒性优势，这是以损害生产性活动为代价的，而后者曾是中世纪城市的核心，并在后来的工业化时代重新占据这一地位。
    相对于马尔凯拉兹教授专注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变化而言，埃玛尔教授和夏尔勒教授的分析更集中于19-20世纪的城市变化。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教授（Maurice Aymard）在其《欧洲城市与城市网络：长时段的观察》（第139-149页）一文中，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了19-20世纪欧洲城市化的差异性，指出这种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同样作为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教授（Christophe Charle）在其《19世纪国家之都城》一文中专门从19世纪的都城这一特殊形态入手分析城市的变化（第38-58页）。夏尔勒教授指出，19世纪以前，欧洲大部分疆域均被分割为众多幅员有限之小国或公国，都城作为一国君主的居住地，几无战略意义，且常常落伍于以商贸、大学或金融为支柱的其他城市。19世纪，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扩张，人口急剧增长，新兴民族国家不断崛起，其都城作为凝聚横跨各大陆殖民帝国国力之理想政治形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战前夜，欧洲各国都城就其国内和国际影响力而言达到高峰。然而，此后其主导作用由于地缘政治的持久性变化而受到削弱：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美洲和亚洲新兴大都市的崛起，加上20世纪下半叶欧洲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中央政府不断向地区政策分权，地区重要性日显），同时由于欧洲建设进程的发展，欧洲各国都城作为民族国家代表的合法性亦被削弱。
    通过上面三位历史学家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欧洲城市在中世纪、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时又有很强的延续性。我们看待城市，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环境与视野，更应该从历史的“长时段”角度进行理解和把握，从而更深刻地领悟城市发展的本质和形式。
    二、“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
    城市与城市化，作为当今时代几乎无人不知的词汇，很少引起人们对其概念本身的质疑和思考。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米歇尔·维韦约却在其《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La ville n‘est pas l’urbain）》（第127-124页）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城市”与“城市化的城市”之间的几组对立关系：第一，一方面城市作为一个按照人的理性要求建造的生活空间，具有特定的功能性，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而且文化印痕随处可见，甚至包括不同时代文化对基层的叠加……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城市呈现出杂乱无章，毫无文化特性，毫无深厚的历史积淀，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将就着生活设施与商业中心的便利，比邻而居，建筑起毫无灵魂可言的居所，漫无目标地开辟出道路交通与铁路运输体系。第二，一方面，多重功能密集的城市给人们带来灵感与创造力，带来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促进人们的思想交流与不同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城市中，汽车交通路程漫长而成本不菲，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部空间延伸，直接对环境构成威胁。第三，一方面，城市里社会阶层融为一体，不同文化相互辉映……而在城市化的城市里，社会阶层相互隔离，富裕阶层集中于一些封闭的街区。
    维韦约卡的思考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终究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是尊重历史、独具个性的还是抹杀历史、缺乏灵魂的城市？是天人合一、通畅和谐的还是环境恶劣、拥堵杂乱的城市？是公正和谐、多元统一的还是两极分化、单调隔绝的城市？
    

三、欧洲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的城市化
    本论文集中有多位欧洲学者对20世纪的“大巴黎”和“大伦敦”城市发展理念和进程进行了对比探讨。
    关于巴黎城镇群的发展，赛尔日-蓬图瓦兹大学的迪迪埃·戴斯彭兹（Didier Desponds）教授在其《巴黎大区的新城及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新城对巴黎地区向国际化多中心大都市的布局转型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巴黎新城即不同于屋苑式卫星城的模式（它们是为缓解住房燃眉之急而建的，与旧城难以融合），也不同于伦敦新镇的模式（伦敦新城在设计者心中更像是独立的城市，与母体、城市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延续体系），有其独到的成功之处。
    但是，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总监布鲁诺·绍费尔·伊瓦尔（Bruno Chauffert Yvart）却对“大巴黎”的实现持更为悲观的态度，他在《首都城镇群的宏大承诺》一文中指出，巴黎很长时间都无法突破以环城公路为界的城郊二元分野，直到今天，郊区新城的人口依然只占全巴黎地区的10%（1999年为74.1万）。1965年规划的多极城镇群并未真正实现。巴黎市和巴黎市镇群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后者的设施薄弱与前者的博物馆化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实现“大巴黎”的困难在近些年的法国郊区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反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借鉴呢？无论是大巴黎还是大伦敦的模式，是否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呢？中国似乎正在走西方城市走过的老路，即扩张、拥堵、郊区化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要先经历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然后再来修正他们的城市化过程造成的各种弊病？多位中国学者参与了讨论，就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市民身份的变迁、长三角地区经济思想的历史特点、高速铁路与长三角地区新城城市化、北京的新定位与城市发展、近代南京城市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