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古罗马军团东归中国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各种观点纷至沓来，莫衷一是。汪受宽先生的新著《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基于作者长期的研究，运用大量翔实的中外史料，严谨科学的考证评判，缜密系统的论证方法，郑重指出古罗马军团东归中国乃是伪史。
    一
    关于古罗马军团东归甘肃永昌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多所论及。研究中西交流史的专家冯承钧在《西力东渐记》中首次提出了罗马士兵参加了郅支城战役，他写道：“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后齐思和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中引用了冯的说法。上述观点虽然提到了罗马士兵，但没有给出这些士兵的最终去向。
    194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出版了《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提出了这些士兵最终到达甘肃永昌，汉政府为此设置了骊靬城予以安置。德氏认为在郅支城战役中出现的鱼鳞阵（龟甲阵）、重木城以及凯旋式的习俗均习见于古罗马，而未闻于汉朝。他说：“描绘那次出征中所见军事战阵的词语不见于其他任何汉文文献，这种战阵与罗马军队独有的龟甲阵极为相似。同时，汉军围攻匈奴时在城外见到的重木城，也不见于中国和希腊，但却常为罗马所用。用图画来记载、描绘军事征伐的习俗，常见于罗马的凯旋式而中国却从未有此习俗。”（转引自《骊靬梦断》第12-13页）德效骞的观点有板有眼，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接受和引用。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如斯齐文尼亚、拉铁摩尔、利伯曼、坎曼、余英时和杨希枚对其言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论据不充分，结论站不住脚。
    真正使这一说法“大热”的是澳大利亚教师哈里斯。1989年9月28日，法新社发表一则关于哈里斯在甘肃发现古罗马军团流落地的电讯。9月30日，中国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一石激起千层浪。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刊登了这一事件，报道了中国、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三国学者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县是用作安置古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的遗址就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1993年，《新华每日电讯》又报道了《甘肃发现“罗马古城”痕迹，两千年前罗马军队消失之谜又有新解》的消息，“新解”就是当地农民在开挖沟渠时发现一根长约丈余的大圆木，这是到达此地的罗马士兵“重修木城”的证据，且与骊靬古城相距几公里的杏树庄和河滩村，居住有颇似外国人特征的居民。
    在媒体的引领之下，甘肃省某些学者和政府也紧随其后，通过出书、办刊，大力宣传上述说法。旅游部门还开辟了骊靬城旅游专线。永昌县也以此为题材大兴土木，兴建了一批以“骊靬”、“罗马”命名的宾馆、饭店、市场、雕塑等，在“骊靬古址”者来寨竖起了《骊靬遗址》和《罗马东征军归宿记》两通碑文供人凭吊。
    在媒体热捧骊靬文化的同时，一批学者却不以为然，陆续撰文指陈纰漏。中国学者刘光华、汪受宽、莫任南、常征、葛剑雄、杨共乐、张德芳、邢义田、张绪山、何立波、谢小东和葛兆光等，外国学者白佐良和拉斐尔·阿迪诺菲等，通过大量中外文材料、出土文献以及生物学手段的考察，证明古罗马军团从未到过中国。
    二
    那么，上述观点到底谁是谁非呢？汪受宽先生经过长期的考证梳理，推出新著《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作者称该书目的在于“通过大量中外历史事实、民俗、考古资料的钩稽和考证，驳斥古罗马军团东归说的诸多‘理由’，揭露所谓三国学者古罗马军团东归说的伪造和欺骗，恢复历史的真实，维护学术的尊严，为20世纪最后一桩影响甚大的学术公案做历史的总结”。（该书第6页）
    这一部全面总结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案的著作，奠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潜心研究和学术旨趣。自学术界讨论古罗马军团东归问题以来，汪先生就陆续撰写文字，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先后发表的文章有《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说的学术检验》（《人民政协报》1999年10月27日）；《驳古罗马军团安置骊靬城说》（《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骊靬县名由来与设置年代检论》（《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古罗马军团到过中国吗？》（《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鉴于作者的深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平对汪受宽先生进行了专访，并以《汪受宽：“罗马军团后裔说”缺乏证据》为题发表于该报2011年2月17日第4版上，作者再次重申他的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坚持认为，有关骊靬村居民就是罗马军团后裔的说法，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该书第409-410页）
    由于一贯对该学术争论的关注，作者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因此这部书将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相关资料几乎搜罗殆尽，全书列出的参考文献达262种，包括中文古籍83种，现当代学术著作55种，学术论文67种，新闻报道15种，外国人论著42种。尤其是国外的论著，如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复制来的文献，第一次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这种对资料的孜孜以求，令人服膺。
    抑有进者，作者依据坚实的史料和学术慧眼，能够很好地把脉这一问题的真实意蕴，提出了诸多新颖的学术观点。如对骊靬建县的时间，认定在公元前78年；对骊靬县治地望的考证，极为精到。作者认为，今天大家熟知的者来寨无论从城墙夯层厚度还是出土遗物都与汉骊靬城无关，而认为唐宋时期在永昌县境有吐弥千川，疑吐弥千或为骊靬之音讹异写，因为文献中经常将“千”写作“干”，即土弥千极有可能就是古骊靬。而且吐弥千川古代水草丰美，适于畜牧，是汉匈奴犁汙王的驻牧之地。汉代此地南控青海羌族，北控匈奴，东西控扼内地至西域的丝绸之路，系军事战略要地。“当公元前78年‘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汙王’时，以这位勇猛的少数民族骑士率众守卫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在此设骊靬县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了。”（该书第272页）
    

再如精细探察骊靬人的来源问题。作者条分缕析了从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175年永昌等地的大夏人、月氏人和乌孙人，考证秦汉、魏晋直至明清时期永昌等地的白种人居民和过客，旨在说明永昌地处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自古具有欧罗巴血统的大夏、月氏、乌孙人都曾经居住过，此外无数西方来华的君王、商贾、使臣、学人、僧侣、签军等欧罗巴人种的过客或整个部族的留居，还有由东边派来驻守、为仕或迁来居住的欧罗巴种个人或家族。这些人中的家族、族群或个人，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骊靬人欧罗巴种遗传的祖源。这些通过细致考证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些还不能成为不刊之论，但已经将该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作者在书中普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这一扑朔迷离的学术问题给予浅显易懂的解读。第3章对公元前1世纪东西两大国罗马和中国的长时段比较，证明两国当时不存在交往的条件；对卡尔莱战役和郅支城战役的微观比较，揭示根本不存在卡尔莱战役突围的罗马军人向东逃到郅支城，何谈罗马人参与建筑郅支城；第7章将永昌地方习俗和古罗马的风俗从角斗士、牛祭、饮食、婚俗和妇女地位、丧葬习俗与头朝西的尸式以及节庆习俗和节子舞进行对比，得出永昌文化习俗无古罗马“遗风”。这种比较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清代章学诚指出优秀的史家必须要有德、才、学、识的所谓“史家四长”，窃以为还要加一个“胆”字，所谓“胆”，即要有维护学术尊严的正义感和勇气，要敢于对混淆视听之论当头棒喝。在古罗马军团东归中国被渲染得风生水起之时，若任其自然，以讹传讹，将是学术界的悲哀和耻辱，贻害无穷。因此一批学者已然对此嗤之以鼻，撰文驳斥，但总归零零星星，不成系统，而《骊靬梦断》的出版，其全面系统的史料积淀、逻辑构架、叙述体系和论道说理，势必给“古罗马军团东归中国”说以有力的打击，从而减少伪史搭台造成的危害。因是之故，该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值得我们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