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在清末还基本上被掩盖在革命与改良、立宪与专制这个政治主潮之下，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那么到了民国初肇，这一争论已演变成现实的政治实践的分歧，因而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如何架构其权力系统被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就共和国的缔造者，“国父”孙中山当初的政治设想而言，他是主张采用美国式的联邦分权制的。同年11月他与《巴黎日报》记者的一席谈话颇能体现他的这一主张，他谈到：
    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整理统御之责；但于各省上建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3]（P561-562）孙中山的这一设想也被当时纷纷独立的各省的政治实践所印证，像贵州、广东、江苏、浙江、湖北、广西等南方数省临时军政府都宣称要“组建联邦民国”，因此，到1912年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确实带有浓厚的联邦国色彩。[4]（P5-6）不过，联邦共和国的理想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于各省督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实权，临时中央令不出京，举步维艰，这种现象又引发了孙中山对“今日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3]（P559）的担忧， 开始反思其早年一直坚信的联邦分权思想。他后来放弃大总统的位置，与袁世凯达成南北统一，结束对立格局的妥协，也主要基于联邦分权与国情不太适合这种新的认识。
    袁世凯上台之后，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江西都督李烈钧为首的南方数省公开以“联邦”制与袁氏中央相抗衡，地方分割与离异的危机比孙中山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华字日报》评述当时北京政府的处境是：
    政府虽号称中央，南省无殊独立；大约除外交一事以外，他如用人权、财政权、军政权皆南省各督自操之，袁固不得过问，袁亦不敢过问，……其实则中央自中央，北自北，南自南。我国确未能有统一之现状。[5]这种大权旁落、徒有虚名的情况当然不是心怀异志的袁世凯所能容忍的，所以他当时也向社会发誓，“我做总统一日，决不能一日不谋统一。若李督不悔艾，我亦不能长此敷衍。”[6]于是军民分治， 财权收归中央等削减地方势力的措施纷纷出台，直至最后双方兵戎相见，引发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这次内战被拥袁派归罪于革命党人“假联邦分权之名，行地方割据之实”[7]（P72），虽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但确实又道出了部分实情，颇能迎合国内各阶层望统一之治的愿望。《东方》的主编杜亚泉当时就认为，就共和资格而言，“人民程度，诚有未足。革党之程度，毋亦有所未至耶？是不能不为革党咎者。”“革党既自坠信用，授政府以戡除祸乱之美名”，这是导致此次战争的很重要的原因。他希望袁氏政府能乘机刷新政治，“毋再事因循，贻革党以继续发生之口实”[1]（第10卷3号，杜亚泉文）。不幸的是，杜氏的忧虑又被言中。袁世凯在战后采取了改革省制，解散省议会，禁止言论自由等一步步集权措施后，竟利令智昏地做起了“洪宪”皇帝的美梦，最后成为众矢之的，一命呜乎，民国后相对集权统一的短暂时期也随之消灭。“经此次事变（指护国讨袁运动）以后，集权政策将因之顿挫，分权势力将因之膨胀，殆无疑义”[1]（第13卷7号，杜亚泉文）。北洋政府初期的“府院之争”，1917年广州护法政府成立之后出现的“一国两府”现象，二十年代初兴起的各种“联省自治”活动，整个民国初年的政治秩序无不处在集权与分权无法有效统合这一混乱的现象中。
    三
    《东方》在民国初年一波三折的政争中所表达的主张是颇有特殊意味的。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它所代表的部分旧改良派对辛亥革命这场战争性质的理解上。毫无疑问，这种“革命”方式不是他们建立宪政制度最情愿接受的方式，但是这次革命导致了社会制度骤速转型的代表意义又是他们无法拒绝的。在武昌起义不久，杜亚泉就十分理智地指出，此次战争不同于中国历代不断重演的“争夺统治权之战争”，而“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1]（第8卷9号，杜亚泉文）。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达到宪政的方式上主张各异，但是“转换统治权之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共同认定，自今而后，“若复有觊觎王位专窃政权之举，则固为我国民族之所决不能容者也”。因此，杜亚泉在革命之初就告诫道，“我国民今日所当兢兢注意者，即在维持此主义，不使稍有所动摇，以免他主义之阑入。”从这里可以看出，杜亚泉当时坚持的是民初所有政治活动都必须在维护新兴共和国的旗帜之下进行，如果各政派确实是围绕这一最高目标而产生一些政见分歧，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调和解决的。梁启超在民初政坛的活动似乎最能典型地印证杜亚泉及《东方》的这种主张。梁启超出于“建强而有力之中央政府”的愿望，走联袁路线，为袁世凯行“杯酒释兵权”的政治目的倾献了不少锦囊妙计，不过梁启超这样做并不表示他拥护袁世凯搞独裁，而是把合作限度确定在袁世凯“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承诺范围之内，一旦发觉到了袁的狼子野心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又投向了反袁派的阵营，并抛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这样极具震撼力的重磅炸弹，有效地阻止了帝制派在集权与分权争执中走向极端的复辟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