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固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毕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奸商贪贾到处都有。与其他各种商贾相比，宋代粮商的投机性最厉害。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一书“谋利”条中讲：
    最是不仁之甚者，粜籴一节。聚钱运本，乘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秕而亏斗斛。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其饥。
    李之彦将他们称为“最是不仁之甚者”；有的官员将其特别恶劣者定为“不义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谯殿撰墓志铭》。），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对宋代投机商的典型代表--粮商的投机性进行一番剖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宋代商人的真实面目。
    一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中的投机行为
    诚然，宋代官府在市籴军需粮草过程中，存在强迫摊派、不支钱、少付款等问题，对一般民户危害很大。学者们对此论述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粜卖者不乏奸诈之徒，不正当手段也很多。
    早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九月， 允许商旅向京师官仓入中粮食的诏令中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仍委御史台科察。其所中斛斗，不许（计）多少，并支与告事人充赏。主吏自能陈告，并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监纳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嘱托纳中斛斗，违者并除名贬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 ）“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属于宋代的官僚地主家庭，有权有势。这道诏令禁止他们入中粮食，规定可谓十分严密。至于禁止的原因，诏令并未明说，当时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即在此前的入中过程中，这批人凭借权势，损公肥私。禁令颁布后，官吏家庭可以假手他人，很难查处。更何况，在京师之外的其它地区入中，后来虽然也有部分限制，但范围不大。这样，官僚地主家庭公开或暗中入中粮草，并无大碍。此类禁令，只不过证明这批人不正当行为太突出罢了。
    粮商向官府贩运粮草中的投机活动，主要有四种手段和方式。
    1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月， 权三司使公事范雍说：“天下和籴和买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文献通考》卷21。）原来，宋朝官府向民间收买物品时，实行“时估”制度，每旬由官府召集当地行会商人共同评议决定收购价格。（注：参见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时估》，《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置场收购粮草， 也是如此。官府收购价，有时高于市价。但有的时候，粮食“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却不是为官府着想，节省收购资金，而是设计多赚官钱。官府籴场定价低，绝大多数贩运者当然不会卖给他们。而另一部分资本雄厚的粮商却在外面加价截留，收籴囤积。等到官府籴场完不成收购任务，无法向上级交差时，必然会加价收籴。奸商趁机将囤积之粮抛出，坐取暴利。粮商这种奸诈手段，也用于官府收购常平仓米。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在奏札中揭露得更加清楚：
    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4，《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白札子》。）
    实际上，籴场官吏查清当地市价本非难事，不过投足之劳。他们之所以会“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恐怕是官商串通一气的结果。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说：
    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十分明显，这种抬高官价、损公肥商现象，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是人为造就的，北宋与南宋都存在。
    同时，自然灾害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供求关系紧迫，也为粮商邀取厚利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上奏中说：“（在河北）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展便籴斛斗限》。）元丰二年（1079）三月，提举河北籴便粮草王子渊说：“籴缘边军储，皆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注：《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 ）宋神宗时宋军新开拓的熙河路，地理偏远，粮草供应非常困难。“置场和籴，则猾民得以乘时要价以困公上”，“常患客旅邀价”（注：《长编》卷270，卷383。）。宋徽宗时，陕西“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0，《李复论钱钞法疏》。）。
    农民难于储藏和官府粮款不能及时拨下，也为奸商囤积居奇创造了条件。元丰七年七月陕西转运使说：“延州秋稼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价，必为射利之人乘时贱取，闭籴以待官场之急。”（注：《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丙寅。 ）宋代农民丰收后急于粜粮换钱是普遍现象，因此，延州的情形是带有普遍性的。另据陈师道记述：“先君在冀州，主和籴。商车合而钱竭，故常闭籴。居者操其权，贱售而须厚价。由是商者不行，官费数倍。”（注：陈师道：《后山居士集》卷19，《先君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图宋刻本。）可知外地粮商贩运粮食到籴场后，如遇官府收购款用尽，则进退两难。本地粮商却压价收购，等待籴场价高时抛售。客商吃亏，官费数倍，本地奸商坐收暴利。
    2掺杂使假，诈骗官钱宋仁宗天圣元年九月， “诏诸路籴场以滥恶高估入官，许人陈告，百石者全给，百石以上予半，余皆没官”（注：《长编》卷101，天圣元年九月丁亥。）。由此反映出， 在此之前的收籴中质次价高问题已相当严重。此后直到南宋时期，仍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天圣三年范雍说：粮商不仅设计操纵籴场粮价，高价“中卖”，并且“多方拌和均减，致粮草怯弱，又枉费官钱不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天圣五年正月，“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米粟两色入糠及粃谷，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3。）。奸商夹杂掺假活动能够屡屡得逞，“监官因循信容专斗及诸色人作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1。），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肆行贿。熙宁七年（1073）三月，权三司使曾布、判司农寺吕惠卿说：“臣等出使河北，看详边储，仰给便籴，自来措置无术，胥吏专斗，厚取贿赂。”（注：《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 籴场官吏自己就是奸商，与民间商人沆瀣一气，公开地或隐蔽地大做投机生意。天圣七年二月六日，臣僚上言：
    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其中亦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位弱。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乞严止绝。如今后尚敢辄将职田、月俸及粗弱粮草假立他人姓名中纳入官者，许诸色人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
    后来的情况更加严重。据宋徽宗时的一道诏令中说：
    陕西籴买帅司及州县城寨等处官吏，如敢缘籴事循私意，公受请托，乞取钱物；僭换变转，故损籴价；诡名借本，停塌入官；强籴搅拌，低估赢略，计会中纳，放债克除。若抑勒军兵，贱买交旁；复用转敖，搭带大量；不上亦（赤）历，诈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纳，并以监守自盗论。挟私邀阻，鼓惑扇摇者，以违制论。（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8。）
    可见，官吏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商。他们循私舞弊，花样繁多，手段极其卑鄙。南宋时期，故态依然。从淳熙六年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的奏言看，由于“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用作弊”，不仅“高抬价例赢落官钱”，而且“或籴湿恶米斛，不耐久贮，因而腐烂，失陷官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这些丑恶行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政治之腐败和官吏之卑污。
    3钻政策空子，高价出卖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主要用钱与物支付价钱，此外还有官告、度牒等。实物主要是茶、盐、布帛、矾、香药、象牙等。宋朝政府支付价钱，有时专用现钱，有时专用实物，有时钱物搭配兼用。一般说来，用现钱支付，一目了然，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看清价格高低，也有利于中小商人入中粮草。专用实物或钱物搭配，买卖双方都不易确切掌握价格高低，官府的“加抬”、“加饶”、“虚估”往往偏高；中小商人资本有限，很难去远处支取茶盐等物进行长途贩运，只好将支取凭证卖掉，或者不再直接向官府入中；官府籴场开出的凭证过多，远远超过实物拥有量，凭证也不易出卖，中小商人更难以直接入中粮草了。由于宋朝政府的政策存在许多漏洞，对中小商人不利，豪商巨贾却有机可乘，大获厚利。据宋人记载：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入况趋焉……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注：《长篇》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庆历八年，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宋神宗、文彦博、吴充说：
    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等乃能售。盖见钱、香药等已足办边籴，而茶乃更为贾人之累，以此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於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大商人操纵边籴之权，掠取高价，主要是宋朝政策造成的。这种情况，北宋、南宋都有，北宋时期最为严重。
    4利用承包之机，中饱私囊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有时采用委托民间商人承包的方式，预贷粮款，由他们代理收购。像北宋时种世衡在陕北青涧城、熙河路的“结籴”、南宋张景荣兄弟为总领所收籴粮食等，都属于这种承包方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之一，是有关的官吏“或与射利之民相为表里，贷以公帑，使营私利。取贵价于官，而以贱价籴之于民。专收其赢，利不及众”（注：《系年要录》卷100， 绍兴六年四月丙辰。）。当以官告、度牒等折价收购粮草时，也存在如下弊端：州县官员“容纵合干人并揽纳人于劝籴人户处乞取、辄受请托，入中伪揽（烂）湿恶不堪米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6。）。
    有得者必有失者。宋朝政府长期投入巨额钱物收购军需粮草，粮商从中得到厚利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粮商都得利丰厚。得利丰厚者主要是那些官吏家庭及与之勾结的大粮商，一般粮商获利较少。能否获得暴利，往往取决于能否大搞粮食投机。而能否大搞粮食投机，又往往取决于宋朝政策是否有疏漏和官商是否串通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