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
    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就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浩劫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谈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著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著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著作中没有写的，须以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领导人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能力。十年浩劫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受骗，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骗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摒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