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自撰《新五代史》，写了五十多篇序和论，还有二百多条小注①，其中有不少也是论的性质。后来，他奉敕与修《新唐书》的本纪、志、表三部分，又写了序、赞二十余篇。这些序、论、赞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如《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赞》论唐之兴盛，卷十《昭宗本纪赞》论亡国不必皆愚庸暴虐之君；《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论》论不伪梁，卷四《唐庄宗本纪论》论沙陀世系，卷十《汉高祖本纪论》论即位改元，卷十三《梁家人传序》论女祸，卷二十四《郭崇韬传论》论枢密使之沿革，卷二十七《康义诚传论》论侍卫亲军之制，卷四十《温韬传论》论厚葬之弊等等；但也决不是泛滥无归，没有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治乱盛衰之理”。记“兴废存亡之迹”、论“治乱盛衰之理”，这本来是我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主观动机，又是想通过编撰这部书粗伸其报效朝廷之心，所以他抓着这个主题，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史论，当然有许多糟粕，但却也包含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观点，值得加以分析。
    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
    一个王朝盛衰兴亡的关键何在？是天命，还是人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序》中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唐庄宗李存勗，自己打出天下，又自己丧失天下，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年方十一，就跟随他的父亲李克用南征北战，骁勇异常。天祐五年（公元九○八年）正月，他袭晋王位，年方二十五岁。当时，朱温已篡夺帝位，建立后梁，势力远远超过了他。但他能重用周德威等老将，又能听从郭崇韬等人的正确谋划，自己又不顾危险，经常冲锋陷阵，经过十几年的苦斗，终于在同光元年（九二三年）十月，推翻后梁。可是，从此以后，他骄傲自满，纵情享乐，对人民残酷剥削；又听信谗言，杀死郭崇韬，疑忌李嗣源，结果弄得众叛亲离，到同光四年四月，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就被推翻。他之所以兴，所以亡，起作用的全是人事，而非天命。欧阳修抓住这个典型，来阐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这个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
    《新五代史》里，还有三篇传，更把这个论点变成了生动的形象。这三篇传是卷二十七的《刘延朗传》，卷五十二的《李守贞传》和卷五十七的《赵延义传》；而《李守贞传》尤为生动。李守贞在后汉高祖时任护国军节度使（驻地在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高祖死后，隐帝即位。他阴谋篡汉，同他所亲信的和尚总伦商量，总伦说他有非常之相。又有一个术者相他的儿媳符氏，说是“天下之母”。李守贞听了，非常高兴，说：“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②于是决心反汉。隐帝派枢密使郭威将河中兵马都部署白文珂等围攻河中，守贞兵颇有伤亡，他又召总伦问以济否，总伦说：“王当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杀人垂尽，则王事济矣。”对总伦的话，他深信不疑。又召集将吏大饮，指着一幅虎图说：“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发，中之，将吏皆贺。他也自以为天命在我，非常高兴。但结果却是兵败城破，只好与妻子自焚而死。这真是一篇批判“天命”的好文章。
    除了这些具体的事例外，欧阳修还在《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第二》里正面阐述了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他说：“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这是欧阳修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观点。“然则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乎？”他的回答是：“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基于这样的认识，《新五代史·本纪》十二卷，就只记人君行事，以见其兴亡治乱之迹，而无一语涉及天变。
    五行灾异，是天命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传序》中痛予批驳。他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万物中最大最多者，“其用于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故圣王重焉”。但三代以后，数术之士兴，把天地万物动植，天论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行。谓人禀五行之全气以生，故于物为最灵。其余动植之类，各得其气之偏者，其发为英华美实，气臭滋味，羽毛麟介，文采刚柔，亦皆得其一气之盛。至其为变怪非常，失其本性，则推以事类吉凶影响，其说至为委曲繁密。到了汉代，董仲舒、刘向、歆之徒，对天变灾异，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父子之间，自相乖戾，真是可胜叹哉！基于这样的认识，欧阳修一反千余年的传统，在《新唐书·五行志》中，就只著灾异，而削其事应。这和《旧唐书·五行志》形成鲜明的对比。《旧唐书》的编者完全继承董仲舒、刘向的传统，在《五行志序》中明白写道：“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殷太师箕子入周，武王访以事，乃陈洪范九畴之法，其一曰五行。汉兴，董仲舒、刘向治《春秋》，论灾异，乃引九畴之说，附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一推咎徵天人之变。班固叙汉史，采其说五行志。绵代史官，因而缵之。今略举大端，以明变怪之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旧唐书·五行志》既著灾异，又书事应，连篇累牍，尽是荒诞无稽之谈。两相对比，更可见欧阳修思想的进步性。
    有灾异，就有祥瑞。欧阳修对“祥瑞”，也深恶痛绝。他在《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八月记了一条：“{K10406.jpg}州黄河清”，并加小注说：“于此书，见不为瑞也。”在卷六十三《前蜀世家》中，更是连篇累牍，大记祥瑞，什么凤凰、黄龙、大龟、麒麟、驺虞、白鹿、白雀、甘露、嘉禾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最后在传论中批判说：“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又说：“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几惑者有以思焉。”
    总起来看，欧阳修承认天意，但侧重人事，他终究未能突破“天命论”的桎梏。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足为病。如果把他这种观点放在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考察，则更显现其积极的意义。
    北宋朝廷从建国以来就极力提倡佛教和道教。宋真宗为了粉饰太平，又大搞天书、符瑞等闹剧，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什么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见；什么紫芝、玉丹、嘉禾、瑞木，遍地皆是；图象之学也广泛流行，什么先天图，无极图，无奇不有。这样，在真、仁之际就出现两种情况：思想上，神秘傀异的浓雾弥漫；政治上，明明赫赫③的颂声大作；而社会现实，却又非常不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极力宣传“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的观点，在《新五代史》的《本纪》中有意识地只书人而不书天；在《新唐书·五行志》序中敢于批判董仲舒、刘向、班固以来的“天人之变”的谬论，在《新唐书》的《五行志》中又一反历来的传统，只著灾异，不书事应，也就在两方面起了作用。思想方面，它是一道划破神秘主义浓雾的异采；政治方面，它是间接敲给北宋朝廷的警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到了王安石，除了在思想上继续破除神秘主义以外，在政治上，更直接了当地向仁宗提出了“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岂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④的警告！在这两方面，欧阳修都可以说是王安石的先驱。欧阳修史论的积极意义在这里更清楚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