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德仁义，所以为治”
    王朝盛衰的关键，既然在于人事，而人事之中，哪一方面又是根本？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四十六《王守恩传论》中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在卷六十《职方考序》中又说：“盖得其原，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可见，欧阳修认为“道德”是“为治之原”，为人君所应守。“道德”当然包含有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容，但其最本质的东西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的准则，也就是伦理纲常；而伦理纲常的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父子君臣之义”。唐末五代，可以说是封建伦理纲常大破坏的时代。当此之时，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有之；朝秦暮楚，叛附无常者有之；历事数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有之；勾引外敌，争当儿皇帝、卖国贼者有之，等等等等；真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妻人伦之际无不大坏”⑤的乱世。在伦理纲常经历这样一场大破坏之后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迫切需要重整伦常；皇帝、理学家、史学家无不致力于重整伦常的工作。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
    欧阳修重整伦常的工作，是通过对五代人物的褒奖讽刺而进行的。褒奖讽刺的标准是“父子君臣之义”，而具体的运用，则又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他在《新五代史》卷四十七《皇甫遇传论》中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责以备。恕，故迁善自新之路广；备，则难得；难得，故可贵焉”。这两条原则，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责以备”，对臣子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推以恕”，为臣子开辟了自新之路。这样，就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达到了同一个目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责以备”的原则，欧阳修把“死事”与“死节”严格区别开来。所谓“死节”，是“全节之士”，即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无可訾议的人物，整个五代，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后梁的王彦章，一个是后唐的裴约，一个是南唐的刘仁瞻。这是欧阳修树立的最高典型，而前两个出于军卒，后一个又是伪国之臣，真是可胜叹哉！所谓“死事”是“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⑥所谓“无卓然之节”就要还有可议之处，主要是不仕于一朝，大节已亏，所以必须与“全节之士”严格区别开来；但终于还是死人之事，仍是值得表扬的。这十五个人是后梁的张源德，后唐的夏鲁奇、姚洪、王思同、马彦超、宋令询、张敬达，后晋的李遐、翟进宗、沈斌、王清，后周的史彦超和南唐的孙晟、张彦卿、郑昭业。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死难事迹，清清楚楚，毫无可疑。在确定“死事”传的人选时，还有一条原则：“战殁者不得与也”。⑦五代时期，战争频繁，战将殁于阵，守将殁于城者很多。但他们是否是“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⑧情况不能彻底考究，因而不能列入死事传。这也是“责以备”的原则的具体体现。
    这里应附带说明，特立“死事传”，又是“推以恕”的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些人不仕于一朝，按照严格要求，大节已亏。但“自开平迄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惯，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录，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故吾于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于人也，乐成其美而不求其备，况死者人之所难乎”？⑨所以又特立“死事传”，来表扬这十五个人。
    根据“责以备”的原则，在《新五代史》中：朱温的重要谋士敬翔，不得列入死节，并不得在《本纪》中书“死之”；唐庄宗的北京留守张宪，后汉湘阴公刘赟的部将巩庭美、杨温三人未能列入死节；后唐张敬达不得列入死节，只能列入死事，并不得在《本纪》中书“死之”；后唐的元行钦、乐彦稠，后晋的吴峦、皇甫遇均不得列入死事。详细情况，具见有关各传及有关注释，不再一一叙述。这里只简单说说皇甫遇的情况。因为“责以备”、“推以恕”这两个原则就是在他的传论中提出来的。
    皇甫遇是晋出帝的大将，抵御契丹，屡立战功。开运三年（公元九四六年）冬，出帝任杜重威为都招讨使，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屯于中渡。时重威暗中与契丹勾结，伏兵幕中，悉召诸将列坐，出降表令诸将签名，遇与诸将愕然不能对，以次自画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主耶律德光遣遇与另一降将张彦泽率兵先入京师，行至平棘，遇绝吭而死。欧阳修不把他列入死事。因为“方晋兵之降虏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声震天，则降岂其欲哉！使遇奋然攘臂而起，杀重威于坐中，虽不幸不免而见害，犹为得其死矣，其义烈岂不凛然哉！既俯首听命，相与亡人之国矣，虽死不能赎也，岂足贵哉”！⑩
    根据“推以恕”的原则，欧阳修把“叛”与“反”区别开来，因为“叛者，背此而附彼，犹臣于人也。反，自下谋上，恶逆之大者也”。（11）
    根据“推以恕”的原则，欧阳修把被迫造反与主动谋反区别开来。后一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层出不穷。欧阳修处理的方式是，皆不书具体日期，因为“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12）前一种的具体例证是后唐邺都军将赵在礼。他被部下胁迫，于同光四年（九二七年）二月癸已反于贝州。（13）欧阳修记载这件事时，把具体日期写得清清楚楚，并加小注说：“反者皆不书日，独在礼书日，推迹其心可知尔。其事具本传。盖在礼初无乱心，以是日见迫而反尔。虽加以大恶之名，犹原其本心而异于他反者。于此见凡书人善恶，不妄加之也如此”。（14）
    在《本纪》中书“伏诛”与“被杀”，意义完全不同。有些本该书“伏诛”的却书“被杀”，这里面情况复杂，但不少是“责以备”和“推以恕”这两条原则的体现。这里各举一个例证。
    晋出帝天福八年（15）（公元九四三年）十二月，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起兵反，次年（开运元年）五月，出帝任李守贞（即上文提到的那个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以讨光远。光远子承勋劫光远幽之，遣人上表请罪，光远亦上表请死，出帝赐光远诏书，许以不死。诏书已发，而群臣皆以为不可，又命李守贞便宜处置，守贞乃遣客省付使何延祚杀光远。欧阳修在光远传中详细记载这些经过，在出帝本纪中书“开远元年十二月，丁已，杨承勋囚其父光远以降，杀之”，并加小注说：“出许已许其不死，既而命李守贞自杀之，故不书伏诛。”这样记载，对晋出帝就使用了“责以备”的原则。
    另一个例证是关于符彦饶的记载。彦饶在晋高祖时任义成年节度使，驻滑州。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六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杨光远（即上文提到的那个杨光远）为魏府四面行营都部署讨延光，又命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将侍卫兵三千屯滑州。会兵士犯法，奉进捕得五人，其中三人为义成兵，奉进并杀之，彦饶大怒。次日，奉进来谢罪，彦饶责曰：“军士各有部分，义成兵卒岂公所得斩邪？何无主客之礼也！”奉进怒曰：“军士犯法，安有彼此！且仆已自谢过，而公怒不息，欲与延光同反邪！”因拂衣而起，彦饶不复挽留，义成兵大譟，追奉进杀之，彦饶亦未制止。奉进部将马万等以兵擒彦饶送之京师，诬称彦饶与延光勾结。行至赤冈，高祖使人杀之，下诏剥夺在身官爵。欧阳修除在彦饶传内详记此事外，又在高祖本纪中书：“天福二年七月，义成军乱，杀戍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白奉进。甲寅，戍将奉国指挥使马万执符彦饶归于京师，命杀之于赤冈”，并加小注说：“彦饶虽有纵军之罪，被诬以反而见杀，故不书诛。曰‘命杀’，嫌万擅杀”。这样记载，对符彦饶就使用了“推以恕”的原则。
    以上只是一些例证。这些例证可以说明：哪些人要褒，哪些人要贬，褒到什么程度，贬到什么分寸，欧阳修都区分得清清楚楚。这样，他就把君臣父子之义，变成了生动的形象。从这一意义上说，欧阳修重整伦常的工作，作得很成功。对此应当怎样看待？当然，应当看到封建伦常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也应看到宋儒重整伦常，有其历史的必要，而且从当时具体情况看，也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试看：宋代的士风，相对而言，不是比五代时要好一些吗？个人气节不是有所发扬吗？宋以后，以身殉国的人不是多一些了吗？这不能不说是宋儒重整伦常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