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国者，有深可畏者六”
    道德仁义固然是为政的根本，但仅仅这一条，显是然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什么？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本纪论》中引用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奏疏中的一段话，说为国者有深可畏者六。这六条是“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欧阳修引用这段话后，紧接着就说：“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弊。……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弊，凡为国者，可不戒哉！”欧阳修引用这六可畏，特别是贤士藏匿、毁誉乱真、直言不闻等，可以认为是对当时政治的婉言讽谕，也是发抒他个人的感慨。类似的话，在《新五代史》中还可举出许多。如卷三十一《周臣传论》说“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置贤智于下，……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卷三十四《一行传序》说：“吾意必有絜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卷四十九《王进传论》说：“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易否泰消长，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视在上者如进等，则其在下者可知矣。予书进事，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稍读宋史的人，均可以知道欧修阳这些话，都是有所为而发。但他并不仅仅消极地发抒自己的感慨，而更迫切地希望宋代皇帝能纳直言，屏小人，用贤臣。在《周世宗本纪论》中，他极力称颂周世宗，特别指出周世宗能“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在《周臣传论》中又反复申述“治国之君，能置贤智者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这显然是给宋代皇帝提供的榜样，也反映了他对宋代皇帝的殷切期待。
    当然，贤人君子也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他们也要剥削统治劳动人民。但是，对封建统治级的人物，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区分的。既然可以加以区分，那么，“君子”“小人”毕竟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不可能当家作主。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是君子道长好一些呢？还是小人道长好一些呢？是贤人在位好一些呢？还是小人当道好一些呢？所以，欧阳修希望宋代皇帝学周世宗，虚心纳谏，重用贤人，应不失为较进步的主张。
    总之，“重人事”、“整伦常”、“纳直言”、“任贤臣”就是欧阳修反复论述的“治乱盛衰之理”。这些，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都不失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公元一○三○年）登进士第，开始踏入仕途，熙宁五年（一○七二年）逝世，在政治舞台上共活动了四十二年，其中三十二年是在仁宗时期渡过的。在皇祐四年（一○五二年）范仲淹逝世以前，他一直是范仲淹的积极支持者。嘉祐二年（一○五七年）他权知礼部贡事，很欣赏苏轼的对策，拔置第一。这些都说明在这三十多年当中，欧阳修具有比较进步的政治倾向。他在史论中所表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点，正是他这种政治倾向在史学领域中的反映。欧阳修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在史论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却是我们研究宋代思想文化问题时不应忽视的一个侧面。
    注释：
    ①这些小注，由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署名。清人邵晋涵认为徐亲得于修，出自口授，俞正燮认为系修自注，而托名于徐。但无论由谁执笔，或由谁署名，所反映的都是欧阳修的观点，可以做为研究欧阳修史论的根据。
    ②《新五代史》卷二十《周世宗家人传·宣懿皇后符氏》。
    ③语出《诗经·大明》篇。“明明”谓王德之明，“赫赫”谓天命之赫。
    ④《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⑤《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序》
    ⑥《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
    ⑦《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
    ⑧《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关于王清死事的小注
    ⑨《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
    ⑩《新五代史》卷四十七《皇甫遇传论》
    （11）《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郢王友珪反”小注
    （12）同（11）
    （13）参看《新五代史》卷四十六《赵在礼传》
    （14）《新五代史》卷五《唐庄宗本纪》“赵在礼反于贝州”小注
    （15）“天福”本为晋高祖石敬塘的年号。天福六年六月，石敬塘死，子重贵即位，是为出帝，仍沿用这个年号，又过两年，始改元“开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