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乐人词讼约会。即乐人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的刑事诉讼时需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约会·乐人词讼约会》。）
    4、投下词讼约会。投下户（蒙古诸王、贵族、将领把征战中所俘获的各色民族人口，聚集在自己的封地内，自派官员管领，不属州县，自成体系的户口。）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刑事诉讼时需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约会·投下词讼约会》。）
    5、军民词讼约会。即军户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刑事诉讼时需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约会·军民词讼约会》。）
    6、僧俗词讼约会。即僧户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的刑事诉讼中需要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问事·僧俗相争》。）
    7、投下并探马赤词讼约会。即探马赤户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的刑事诉讼中需要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约会·投下并探马赤词讼约会》。）
    8、灶户词讼约会。即灶户与民户在民事诉讼和轻微的刑事诉讼中需要约会。（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约会·灶户词讼约会》。）当灶户与军户相互诉讼时，盐司官与管军官约会“一同取问归结”；当灶户与民户相互诉讼时，盐司官与管民军约会“一同取问归结”。
    9、犯夜。军官约会管民官断罪。这是因为在元代实行禁夜，当有人犯夜时，往往由巡夜军官逮捕。对于这些人的处罚需要军官约会管民官。军官夜里抓着犯禁的百姓，也不能单独处断，必须会同管民官一同处断。（注：《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诸禁·禁夜·犯夜军官约会管民官断罪》。）
    从以上种种约会现象可以看出，元代约会制度的实施面是很广泛的，直接与人民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五、元代“约会”制度的变迁
    元代约会制度确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那时约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施。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元政府对全国控制的加强，到元中后期，约会制度带来的弊病越来越突出。出现“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注：《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面对这种情况，元政府开始取消一些约会对象。这是以取消一些户计的主管部门的司法权为开始的。皇庆元年（1312年）2月，在中书省札付江西廉访司的咨文中就规定：“在籍儒人果有违枉不公不法，一切词讼，比例合从有司归问。”（注：《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告事·儒人词讼有司问》。）在至大四年（1311年）的法规中取消回回人哈的大师的司法权。“哈的大师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经者，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教有司官依例问者。”（注：《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一·约会》。）根据《元史》还取消在不同管辖区间涉及到约会的诉讼。“诸州县领境军民相关词讼，元告就被论官词归断，不在约会之例。”（注：《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九《词讼》。）
    总之，约会制度在元代是随元政府统治加强而逐渐被削弱。但在元代，约会诉讼的司法制度始终存在，只是在实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元初约会制度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元中后期约会制度的作用随之衰减。
    六、元代“约会”制度的评价
    约会制在元代的产生，是有它存在的社会前提和历史原因的，这与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不同的民族往往实行“因俗而治”是有关的。元代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实行全国统治，各种民族在其统治下相互流动，不像以前那样明显的以地域划分各民族，频繁的交流使各民族相互讼诉的现象增多，保留和保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司法制度中引入约会制。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民族众多，习俗各异，各自的习惯不相同，用哪一种民族的法律来解决都会引起民族问题，这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处理民族问题在司法制度上的反映，是元统治者因地制宜、适应当时社会的产物，是元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创举，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作用的。通过约会制度，它使各民族或不同的权利主体的利益得到协调，保护了元统治下各民族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注：《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的治国方针。
    可是，元代的诸色户计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下产生的，不同的户计就意味着不同的权利主体，这使约会制在本质上又是实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一种司法保证。如在审理有关蒙古人与汉人间的诉讼案件时，蒙古人的主管官员的加入往往是对司法制度公正的破坏。此外，由于约会制事关几个部门，各部门为了各自的本位利益，常常出现“各私所管，互相隐庇”的现象。造成一件诉讼多年不决，最终成为辞诉频繁，诉讼滞塞，判决迁延，当事人拖入讼累之中。所以当时有人提出：“诸色衙门、投下头目，除管领钱粮造作外，无问大小词讼，俱涉约会者，并令有司归问。”（注：《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就是说有人面对这种现象，提出不要约会，一切都由有司归问，但这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
    通过对约会制度的分析，我们认为元代在法律制度中，实质上是存在着统一的基本法，但在民事领域和轻微刑事领域中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习惯法。因为在最能体现元代法律制度特色的约会中，从范围上看，严重犯罪的刑事领域是有统一的司法机关--有司来审理。并且在法律规定的约会范围内，还有一个限制：三约不至，归有司归断。过去有人常说元代“有法不依”、“无法可守”，通过对约会制度的研究和探析，我们认为元代的法律是富有特色的，约会制度的产生，更使得元代法律和司法实践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这是元人对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创举。约会制度可以使不同权利主体间的纠纷得到恰当的解决，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