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立国后，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诸经济类型的发展，使畜牧业、农业、渔猎、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北方草原地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据《辽史》卷五九《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千野，驰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这概括了辽代的经济类型和发展状况。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及根源，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一面，由此引起的辽代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在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也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1、畜牧经济
    畜牧业一直是契丹社会的经济命脉。建辽后，虽然形成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但就全境来说，畜牧业始终为主要的经济类型，“契丹旧俗，其富以马”，依靠畜牧业而富国强兵是辽政权的立国之本，也是辽政权存续200年间的主要产业。
    辽太祖七年（公元913年）五月，“遣北宰相迪辇率骁骑先渡。 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1 〕（卷一《太祖纪上》）辽太祖之妻述律皇后也曾说：“吾有西楼羊马之畜，其乐不可胜穷！”〔2〕（卷二七一）阿保机在征伐河东地区及女真族时， 曾夺取驼马牛羊10余万，马20余万，分散牧于水草丰盛之地，在漠南、漠北、西路、浑河（今辽宁小辽河）都有牧地。辽太宗天显二年（927年）， 耶律德光即皇帝位，“阅群牧于近郊”。可见辽代早期畜牧业发展的盛况。
    辽代对宋或其他民族的战争中，都要抢掠各种牲畜及财物，迫使渤海、女真、阻卜、室韦、西夏等族每年贡马成千上万。《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在天祚帝时，“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1 〕（卷六○《食货志·下》）。马匹数达1000余万。到天祚帝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买官马从军。诸群牧私卖日多，畋猎不足用，遂为金所败”〔1 〕（卷六○《食货志·下》）。说明辽代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对金战争中损失了大批牲畜，狩猎又供给不足，使得以畜牧为基础的辽王朝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导致亡国。
    考古资料以大量的实物证实了畜牧业的繁荣状况。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代钦塔拉墓等都大量出土马具，包括鞍饰、笼头饰、缰、衔、镳、盘胸饰、后鞧饰、蹬等。辽代早期墓葬多杀牲殉葬，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家族墓葬〔3 〕，发现有殉葬的车坑，内葬一辆大型轮木车，出土大型錾花鎏金铜铎一件和铎形鎏金铜铃20多件，虽无驾车的牲畜骨骸，但与《辽史》中的送终车相似。辽代中期后，政府多次下诏禁止杀牲祭祀，才有所收敛。在许多辽墓壁画中，都有马的形象和放牧场面。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4〕在石棺右内壁绘“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全画由马、牛、 羊群组成一牧群，走在前列的两匹鞍马、四匹散马作奔腾追逐状； 随后的9头牛一小牛犊则均作低首、垂尾、行走状；最后的15只山、绵羊昂首向前，牧群后为一契丹牧人，作驱赶牲畜状，以远景的山岗、近景的小道及柳树为衬托，再现了契丹人放牧的生动场面。
    辽代畜牧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约束，雨雪、干旱、瘟疫的发生往往使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如大康九年（1083年），“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1 〕（卷二四《道宗纪·四》）。辽乾统十年（1110年），“是岁，大饥”〔1 〕（卷二七《天祚皇帝纪·一》）。辽代晚期发生的几次自然灾害，使国力大衰，终致灭亡。
    2、渔猎经济
    契丹人的渔猎经济有着传统的历史，在其早期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建国后，仍是各主要经济门类中的重要补充。在《辽史》中有大量皇帝贵族渔猎活动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渔猎活动的盛行和统治者的推崇。
    辽代皇帝的渔猎活动，形成了四时捺钵（捺钵：系契丹语的汉语译写，意为“行营”、“营盘”。《辽史》卷三一《营卫志》载：“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捺钵。”）的定制。即春捺钵捕鹅、钓鱼；夏捺钵避署障鹰，商议国事；秋捺钵（也叫秋山），入山打虎射鹿；冬捺钵避寒出猎，接待使节朝贡。史籍中大量对“四时捺钵”的描述，不仅是皇帝游乐活动的反映，也是契丹平民经济活动、民俗传统的镜子。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东陵壁画中〔5〕，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山水风光，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展现了辽代皇室四时捺钵所在地的景色。契丹人的狩猎活动，在其他墓葬壁画和传世绘画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内蒙古库伦一号辽墓壁画“狩猎出行归来图”，〔6〕出行图分三组：第一组为主人的车骑和随从， 主人坐骑白马，车为轿顶式高轮长辕，车后有女主人和侍女，三契丹人在备车。第二组为出行仪仗，车骑前有五面大鼓绑缚在一处，由长竿支起，旁站五名汉人鼓手和髡发一人。第三组为车骑前导，一似汉人着契丹装，双手握竿挥舞向前。归来图也分三组：第一组为车骑仆从，两驼一车，归来的人物面容疲惫，神态懒散，两驼跪卧，高车架起。第二组为仪仗，六人横排并列，前置一供桌，上置方斗。第三组为前导，两人相对而立，两人相对跪坐，中间置一圆钵状物。生动形象地描摹了契丹人出行狩猎和猎后归来的场景。库伦六号墓壁画“出猎图”〔7〕中， 描绘了契丹人春捺钵捕鹅的情景。画面中一髡发契丹人，绿袍红带，足长靴，右手架一鹰，鹰足系金链环，左手指鹰，回首向左侧之人似语鹰之如何，这种鹰就是契丹人用来捕猎的海东青鹘。契丹人猎鹿时，用哨模仿鹿鸣，吸引鹿上钩而射之。内蒙古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辽墓〔8〕出土2件银号角，系薄银片打制，呈弧三角形，中空，内垫塞一鹿角，可能就是射猎时呼鹿的“鹿叫子”。至今在鄂伦春族中仍保留有这种“鹿叫子”。
    作为契丹人传统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渔猎随着辽政权的巩固，定居生活和农、牧业的发展，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逐渐退居经济活动的次要地位（尤其到晚期），而其娱乐、军事训练意义显得更为突出，甚至形成了四时捺钵的制度。天祚帝乾统三年（1036年），虽然一度下令严禁狩猎，但渔猎作为一种民族传统习俗还是被一直保留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得到张扬，对契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