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纵观辽代二百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从传统的狩猎、畜牧经济到农牧兼营，手工业、商业并驾齐驱，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类型较为齐全，发展速度较快，为历史上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和外交、军事关系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为契丹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加速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辽王朝是一个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以武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终辽一代，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所表现，但我们必须看到辽代统治者在消弥这种差异、增进民族融合、促进社会的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而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为农牧经济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强盛。契丹建国后，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统治者很快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采纳和吸取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将契丹社会的发展纳入了封建化的轨道，为了适应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有效地采取了“因俗而治”、“胡汉分治”的民族政策，在政权机构上，实行南、北面官制度，适当吸收汉人参政，缓和民族矛盾；在法制建设上，采取蕃律、汉律并用的政策，并不断推进其走向融合统一；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把汉人、渤海人的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其各安旧风、各从其俗，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狩猎和畜牧业是契丹民族传统的经济类型，契丹立国后，政府专设渔猎活动管理机构，使得集经济需要、军事功用和娱乐功能为一体的渔猎传统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渔猎制度和独特的捕猎方式，对契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畜牧经济的发展尤加重视，管理上日趋系统、完善，采取“薄籍制度”，设群牧都林牙和总典群牧部籍使主管畜牧业，对畜群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如辽的马群，可分为国有、部有、私有三级所有制，实行集中畜养与分散游牧相结合，使牧场得到充分利用。凡征讨所得或贡献的畜产及契丹贵族的畜群，均实行“分地以牧”，集中在燕云边塞古北口以北、阴山以南、以西。同时，对群牧官吏实行严格的任用、升迁、罢免制度；此外，还设立“群牧军详稳司”对各边地的公私畜牧提供军事上的保障。这些政策都对辽代群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辽建国前，农业还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辽建国后，农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渤海、燕云十六州归附以后，辽境内农业区域扩大，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到辽圣宗时，在继续推行“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实行农业改革，推广屯田、营田和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契丹各牧业部族耕种“旷地”，兼营农业，成功地推进了农牧兼营、全面发展的经济格局的形成。在辽圣宗重农政策的推动下，加上农业工具的改进，技术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辽代农业经济迅速取代了畜牧业的地位，成为中期以后主要的经济门类。
    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牧业地主和农业地主为支撑的封建阶段的统治得以巩固，契丹社会逐渐步入封建化的进程。成为北方草原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宋、西夏形成鼎立之势。
    收稿日期：199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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